大学杂忆

2013   年   9   月，我来到贵州。出发前虽立下“青青然去，灿灿然反”的宏愿，但从沿海“发配”到西南边陲，尤其是要面对独山校区那片仿佛是夷出来的平地，其中落魄，可想而知。当时的我又怎能想到，原始与现代，竟在此处相通，自由民主的香火，几经徙转，竟会在这意想不到的时候，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根发芽，勉强可看到一点希冀呢？

如有夙契，我在独山宾馆里住的第一晚，就因一卷《资治通鉴》，结识了宾馆老板王大哥，从此结为忘年之交，时有往来。第二天我打印了我的小说，找师院总书记梁光华，也顺利从地理系转到中文系。

大学生涯的帷幕就此拉开。

第一个认识的男生是同寝室的金定晨，他的热心与俊朗，使我对贵州人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与我床铺相对的潘麟，当时还在读明朝的史料，他的历史功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军训时最好玩的事情，就是老是要被教官叫去唱歌。我又不会唱歌，每次都以讲历史故事代替。我边上的蒋潮成，与我倾盖如故，我们坐在地上聊些儒释道，后来成了大学四年的知交。我与他外表一放迹一藏形，然皆内心炽热，甘为真理牺牲一切。潘麟作为学历史的，则恪守史学内规，慎言慎行。

国庆节时逃回家，恰好把膝盖摔伤了，得以在家里多住了些时日。真是“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这期间天天坐在床上，倒把小说的第五回整理了出来，并看了脂评本的石头记、《三言二拍》及一些关于医学、武术、佛学、历代琴棋书画论的书，重读了《史记》与《礼记》。

回到学校，刚开始自是狂妄无比，到后来读书渐多，量随识广，情感才渐渐成熟。真是“天缘”与“学缘”，上的第一节课，便是王星虎老师的现当代文学史。如我在《黄金时代》里提到的，“哑虎”先生带给我最大的，还不是学问，而是谦虚、包容、独立、平等。

星虎师真是一个非常“痴”，最有传统文人旷世遗风的人。他刚开始喜欢画画，又练书法；写小说，又练武术。他有古代文人惯有的儒雅与幽默，又沿袭了读书人豪情、刚毅、锋锐的那一面，也就是他自道的“反骨”。

星虎师上课，如与人聊天。思维发散，贯通宇宙，又不失条理。有时我坐在座位上，直接与他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仿佛两人是在闲庭漫步，而非上课。星虎师有时会叫我“楼兄”，有时叫我“痴圣兄”。他为人谦逊，愿意向任何人学习。他亲身的包容、民主精神，实对我有启蒙之功。

古代文学史的老师是冉魏华老师，他也是青年教师，教先秦部分。当时冉老师在搞老子生卒年考证，他的治学路径，似颇受民国“疑古”那一脉的影响。后来我每困学，也会与他探讨，请他解惑。

独山校区很小，以宿舍为中心，无论去教学楼、食堂、操场，都不过是一射之地。上课之余，无所事事，除了看书，就是逛操场、坐食堂。   11   月到   12   月，读的书有部分鲁迅的小说、一些唐代的传奇、大量古代散文、《后汉书》、《苏东坡全集》、《南怀瑾选集》、《花月痕》、《幽梦影》、《浮生六记》等等。其中《浮生六记》最为爱不释手，从此此书成为枕边之物。我先后弄了七八个版本，共十几本，包括线装本、手绘本等等，遇好友即送，送完又买，买完又送，手不留余，十几本悉数送人。这本来很有意义的书，如此更有意义了。这学期开始看《海贼王》。《海贼王》连同《一千零一夜》，使我的小说有了浪漫主义倾向。

元旦是在王大哥的宾馆里与王大哥相聚，聊天，打羽毛球。之后大一的第一学期便结束了，寒假来临，我在老家冯楼新建的柳堤边，秀丽的风光里，完成了小说的第六回，也就是前   12   万字。读了《闲情偶寄》、《周易杂说》、《周易系传别讲》等。

回校后，发现立下的“十年之约”，已经过了半年，下决心要倍加用功。这一学期，读了李泽厚《美学三书》、胡兰成《今生今世》、各种戏曲传奇、几本古龙小说、《禅海蠡测》、《徐霞客游记》、《游恩集》、《看见》、《容斋随笔》、《逝去的武林》、《子不语》、《西京杂记》、《神仙传》、《夜雨秋灯录》、《志怪》、《灵鬼录》、《甄异传》、《夜谭随录》、《拾遗记》、《今世说》等等。尤其是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对我的文言写作极有帮助。这学期仍是星虎师上现当代文学史。他发现我做了一叠十余本摘抄本，乃让我去本班与五班各上两节课，内容不限。我趁此机会，花了一周时间，精心准备，把自己心中的文学史的脉络梳理了一遍。课上得自然是很热闹，带了很多书及兵器，从古代文学史旁通到各种杂学，演示散手，示范铜钱起卦法。

古代文学史的老师换作了李朝阳老师，他指点我们读《陶渊明集》。李老师为学扎实，为人谦逊，也很愿提携后辈。后来我的毕业论文，也有幸由李老师指导。

因坚持锻炼，这学期身体强壮了很多。纵在十度以下时，仅穿短袖，也浑然无事。不论寒暑，每天与蒋潮成二人，去寝室顶楼练习散打、双节棍，练完冲个冷水澡。因练双节棍而喜收集各种材质的双节棍、三节棍。一开始我拿实木的双节棍练，很重，后来换作钢制的双节棍，只觉手底忽轻，如有神助，双棍齐舞，仍能耍玩如飞。有次与蒋潮成兄在森林公园的一条小径中央忍不住练起双节棍来，路人皆不敢过。可惜后来有的双节棍在火车站安检时被没收了，有的送人了，棍子渐少，人成“光棍”。

我与蒋潮成在锻炼

读书锻炼之余，也有各种消遣，比如画画，有时画白衣服上，有时画裸画挂墙上。相连的寝室有个好友叫陈曦，我称他为我的“书童”。我们有时候一起在阳台看书，有时候带电脑进城去咖啡馆，边喝咖啡边写小说。不过这学期小说并没写成多少，第七回写了七八千字后，自觉这部分影响进度，弃而暂不用，只当残搞存于电脑。

因曾有一段时间跟唐泽宇搞话剧社，在他手下打编辑部的工。在话剧社结实了秦丽等诸友，来本部演戏时还认识了李庭坤老师，交谈甚欢。学期末在星虎师的建议下，开创了一苇读书沙龙，一周一聊，但起色不大。

大一暑假，作小说第七回半回一万字，读《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隋唐演义》、《围城》、《千古文人侠客梦》、《梦溪笔谈》及一些讲吃茶、酒、玩乐的文章，梁启超、沈从文等的学术文章，又在陈悦师妹介绍下，读了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万历十五年》。

大二开学，从独山校区来到本部。我开始每天规律地写小说，一般一天花三四个小时，精雕细琢，反复推敲，写五百字。   一超过五百字，超出的部分水平便跟不上，就得停笔。而这五百字，在此后的三四个月内，还要反反复复修改。

我深信文学创作一定要站在“潮流”之外。我愿意花八年十年，一步步慢慢写，保证质量，保持信仰，“文格渐尊”。

在更深的层次上，如何处理好保持创作的独立性与培养接受者或迎合读者的关系？要走进体制还是挺立在体制外面？作家是否应该像贝尔凯、格里尔巴泽一样一脚踢开文学理论，让它见鬼，而中国传统的文论是否当有更大的价值？作者个人的定位，是要起公共义务，以文载道，考虑读者感受，还是“一意孤行”？这些成了我这些年一直思考的问题。

2014   年   9   月   6   日，在去安顺的火车上，小说第七回完成。第二天，来到黄果树瀑布，大开眼界。   8   日早上在宾馆完成游记一篇，部分游记之后又被我直接用到小说里。

游毕归校，一个月内，又完成了小说第八回。第九回因构局的关系，增删再三，总是“难产”。期间读了一些汉大赋、一些民俗学的文章、王国维与胡适与蔡元培等对《红楼梦》的考证，及钱锺书《管锥编》、《槐聚诗存》、《走在人生边上》、钱穆《国史大纲》、黄苗子《野史杂闻》、谭正璧《弹词叙录》、吴承恩《西游记》及王国维、梁启超、俞平伯等人的文集，不一而尽。曾往东山，又作游记一篇。后又作随笔两篇，电视剧《天外飞仙》观后感一篇。

9   月   5   日，去李庭坤老师家提前过中秋。星虎师、陆老师俱在。我与星虎师正坐在客厅聊天，不一时，一三十多岁的光头帅哥拿着一些书法作品与书籍，风风火火而来，正是黔南日报社的记者张达张先生。张先生开口便道：“久仰！久仰！”又称我为“楼先生”。后来得知，原来张先生听星虎师说我大一时十分落魄，特来李庭坤老师家与我见面。诸友交谈喝酒，莫逆于心。

饭桌上张先生问我可有《金瓶梅》，我说没有。   9   月   24   日第七期“七点半”学术沙龙时，张先生便带了上下两本香港太平书局的《金瓶梅》插图本及五部古代长篇小说赠我，其后又先后送书百余本。张先生为人之“达”，于斯可见。我心中感激，更不必多言。

“七点半”学术沙龙是由星虎师、张达先生、李庭坤老师、冉魏华老师、李本东老师、王孟懿老师等提倡，始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每月举行一次，后来明确以学术平等、言论自由、思想包容、精神独立、文化探索为旨的文化交流论坛。我于   2014   年   9   月与中文系诸友加入，并负责据录音做笔录。今番时机成熟，付梓出版，以启后人，前仆后继！

第六期来历次沙龙主题有：《畅谈中西文化》（王星虎主讲）、《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吴学慧主讲）、《畅谈五大名著》（张达主持）、《魏晋名士的美与丑及其仕与隐的本心》（楼庭坚主讲）、《古今中外选拔人才制度之异同》（蒋潮成主讲）、《现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王星虎主讲）、《福柯思想》（李庭坤主讲）、《岭南文化与贵州文化》（黄碧蓝主讲）、《香港的文化》（张达主讲）、《论浴血孤城“英雄”方先觉“投降”功过是非》（潘麟主讲）、《网络语境下的人文精神建构》（吴英文主讲）。

10   月底，王荣生先生来讲座时，都匀三中的教师吴学慧也来了。因都是沙龙圈子的人，后也成了知心好友，常做倾心之谈。

这学期的当代文学史是杨荣老师上的，其颇受学生欢迎。古代文学史的唐宋部分则由周健自老师来上。

又跟随体育系的吴凡老师练散打，矫正了一些原本有误的发力习惯，收获极丰，拳法尤有进步。

大二第一学期结束，寒假时学车之余，小说创作较少，读了林徽因等的文集、沈君山《浮生三记》、胡颂平《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李敖《传统下的独白》、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等等，重读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李贽《焚书》等。

羊年到来，乃做了篇考证“三阳开泰”的文章。爬西岘峰时与陌生人谈天，被嘲讽，知耻后勇，又作了篇关于李世民身世的文章。

新的学期，许多精力花在游山玩水与整理学术沙龙的笔录上了。   2015   年   6   月   3   日，往星虎师家中喝酒聊天。星虎师家在银湖新城，树木林立，中有小湖，有江南水乡味。张达先生、李庭坤老师亦各到来，诸友互道别来思念。我将我特意打印的小说前八回，赠张达。是日聊到夜深，说到罗隆基等，这也是我开始注意二十世纪来学人们对中国出路的道路的选择的起点。李老师与张先生意见相左，争论极酣。当晚的所有聊天，我都记进了日记。

学校资源甚少，幸而还有这样一群人，予我无尽之动力，赐我心安之处所，凝我思想之明珠，照我深奥之灵符，奋我灵魂之精髓。

6   月   4   日，蒋潮成的建议下，学术沙龙安排在   7204   外面的阳台上露天举行。由广州大学的交换生黄碧蓝主讲《岭南文化与贵州文化的关系》。张先生、星虎师为我的小说提了建议。

6   月   17   日，往张达先生家中，请他赐字。星虎师书房，堆书如山，寻书如探宝，而张先生有两个书房，一个书架高大，横横竖竖，遍塞群书，非踩凳子取不得上端书籍；另一个暗藏于厨房之后，四壁皆书，中为电脑，小而清静，真宝地也。他最初师从乡贤饶育泉先生，得到旧学、书学的启蒙，自此读书练字不缀。后曾听他讲书法中的内擫与外拓，大开眼界。

我原本一心要成为大文豪，但约从这时开始，我已由一心搞小说而渐渐转向，立下一手搞文化创作、一手做学问的宏愿。想要花开两朵，自需双倍努力。

暑假，   7   月   13   日，与父亲及其同事共往江西庐山。   14   日，在庐山植物园内，不期发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的陈寅恪先生与妻唐筼的墓地。光溜溜的石头上书着黄永玉先生的题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惜全东阳教育局教研室的老师们，都未驻足于此。兹录陈先生所撰观堂碑铭如下：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   ！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8   月中旬，作《读书札记一》。写完坐火车回学校，不觉已是大三。是月   29   日的中元节，去张达先生家中，与王星虎老师一起吃鸭子。对许多苗族而言，中元节的隆重仅次于春节。据说青年男女成亲，以杀鸭为证。鸭子杀到一半时，你还可以反悔；但一断气了，就逃不了了！真趣事也。通过这一夜的长谈，我对小说也产生了新的思考，直接摘录一段我的旧作《黄金时代》如下：“第六回来小说越写越艰涩。就像行走江湖久了，成了老油条。对待文字也不那么诚实了。于是开始返璞归真，写来甚是顺畅……日本竹久梦画了大眼睛的女颜，日本现在的少女的眼睛都同银杏果一样（按丰子恺说）。我亦常因有感而作小说。因作小说而有感……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我常说有为情而造文，有因情而生文。大抵就是如此。”

9   月   6   日，寻思日后何不以冯梦龙的《情史》及其他古代神怪志异情爱短篇小说为题材，仿《儒林外史》的格局，作一部长篇小说？又想日后可开一辅导班于园林，摆设脱俗，专讲传统文化。又想与广电班合作，开一个类似陈丹青《局部》的节目，专讲大家都感兴趣的，但又别出心裁、经过系统的东西，如“从流浪汉的钢琴曲《   man on the street playsbeautifully   》看古今天才的遭遇”、“《海贼王》的反殖民统治主题”等，取景于学校湿地公园。文稿俱在，可惜随时间流逝，这想法越来越难付诸实践了。

10   月   1   日，在图书馆大堂的书摊里购得吕思勉《中国通史》及《先秦学术概论》、许地山《道教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佛学研究十八篇》、钱基博《古籍举要》及《经学通志》、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胡云翼《宋诗研究》、闻一多《唐诗杂论》、蒋维乔《宋明理学纲要》等书。从此购书愈多，所涉猎者，也日益广泛，有时不只是几本书参照阅读，而是手里同时有几十本书在读了。而购书的最大手笔，莫过于   11   月   6   日在天浩特价书店买的那套《诸子集成》了，以此套书做专精上的训练。买书既多，有时便自我调侃：买书买得从“老子”，成了“孙子”。又得一经验：看到好书时想，不亦快哉？付钱时想，痛杀我也！

11   月   4   日，租房内的书架不堪重负，倾斜欲坠，乃欲依此情形为书房取名，寻思：“若云‘欲坠书屋’，未免不够含蓄。又欲名之‘虑盈’，因持满虑盈，书多则盈。又可借此自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心。满虚之物，在物为制也。矜物之人，无大志焉。又欲名之‘阆苑福地’，然借伊士珍《阆苑记》之名，拾前人之余唾，不免流于俗套。又欲名之‘红袖添香’，然我孤身独学，青灯永夜，更无‘素腕举，红袖长’美人相伴，不免失实。若云‘浮一大白’，又无美酒。若借‘大丈夫拥书百卷，何假难免百城’，来取书房名，又有酸溜溜气。若又因书架之倒，如狂澜将倾，大厦将倒，据《七召》‘广厦高糖，成于幻化’，而名‘幻化书屋’，又追溯过远。思来想去，若乱取名，倒要惹俞平伯‘古槐书屋’之笑话，不如名之‘未名书屋’。（见同日日记）”乃问友。其道：“倒书斋！”我一听，“妙哉”之声，脱口而出。自此以“倒书斋”名书房。

蒋潮成在倒书斋

大三上学期写了第十回的一半，做了十余篇文史哲的读书札记、杂文。其中最用力的则是张先生著述的评论及沙龙的《倡议书》。

之前我正“困学”，求学得饥，饥得可怕，胸中问题多而答案少，又因大三开始租房在外，楼下有流浪汉，时常见之，心中惭愧，自问天天在小屋里自读自书，不知稼穑艰辛，何补于世？恨不得废书长叹，一走了之。

但我甫写倡议书，便一发不可收拾，写得甚是痛快，有摇五岳而吟沧州之势。心中一些疑问，也渐打通。

高中时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尝试集》后，便没再读胡适的书了。   11   月来我因机缘巧合，读了胡适的《容忍与自由》、《胡适留学日记》、唐德刚《胡适杂忆》等书后，觉得胡适的路可能是最可行的，胡适的眼光也是世界的，且一生没怎么改变，乃有做胡适研究的想法。初时想围绕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四人，做中西文化观的对比研究。后觉范围太大，乃仅围绕胡适、钱宾四，开始广泛搜集材料。

寒假时觉得材料不少了，可以开始干了。本来想做的是《从二十世纪的学术思潮来看胡适与钱穆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及治学方法》，不料一开工，发现仅仅胡适一人的治学方法一项，就够我研究了。只好抛开钱穆，单单研究胡适的治学方法，没想到一搞就是一寒假，作七万余言。因未得系统训练，论文写得委实平平，只能算上倾注满腔热忱吧。

整个大三大四，我的视角、涉猎的领域的变化十分快速与频繁。比如大三第一学期末，我还对清代学术、孔老生平考证、五四史、学术的师承与垄断等问题感兴趣。我甚至妄想日后做一部《中西哲学史纲》，用散点叙述手法，找几个关键的节点，观察同一时期中、西哲学的发展与变动。又妄图仿顾颉刚《古史辩》，编《东西文化观辩》，汇集诸家见解。

但无论思想怎么变化，对中西文化的问题的关心，是我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我在情感上自然是倾向胡适的，但同时也很能同情钱穆等一干新儒家。两边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同归殊途，一致百虑。

给我们上文字学的李华斌老师，朴学上很有造诣，我们课下也常聊天。

2016   年   2   月   4   日，在网上认识吴一诺小兄弟，其虽是中学生，但眼界开阔，多有我不及处。乃与他义结金兰，又引介他进入沙龙。

大三第二学期开始，我进入了紧张的考研准备阶段，下决心要考入浙大哲学系。

4   月   8   日，因黔南建州六十周年州庆之事，作《二十一世纪之大学精神与大学行政化》。

11   日，吴英文老师将新出诗集《时光沙床》赠我。拜读之。吴诗人幽默、随性，颇有逸趣。

5   月   5   日晚，杨树达嫡孙、上海大学的杨逢彬教授来师院作《   E   时代如何注古书》的讲座。杨教授功力很深，其新作《论语新注新译》，费时十二年而成。该书求诸语言学内部的线索，对文本下综合的判断。后人看杨教授作为语言学家，过重语言学内部线索，不知与今人看清儒皖派、吴派何如？讲座最后半小时，我趁此机会，提了一个乾嘉考据学与现代西方学术结合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清代是古代学术最繁荣的时代，乾嘉考据学又是清学的最高峰。但乾嘉学也有问题。如胡适先生便认为，乾嘉学的范围太窄，以经学为中心，不论俞樾治子学，阮元治经学，或戴震等治训诂学，都是围绕经学；清儒治学，又太重功力，缺乏了解；同时他们还缺少参照比较的材料。但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学术方法传入，旧学新学一结合，就产生了新的方法。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文物与纸质材料结合；傅斯年要重建史学信仰，‘上穷碧落下黄泉’，吸收了法国兰克学派的方法；被汪荣祖称为‘乾嘉殿军’的陈寅恪，留洋十多年，把西洋的种种治学方法与乾嘉学结合；胡适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将乾嘉学考据方法与杜威的‘实验主义’结合。那么在现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又该如何将西方现代学术方法与乾嘉考据学结合，较乾嘉诸老，更高一层呢？杨教授坦言现在还是要更好地运用语言学方法，与乾嘉旧学术方法结合。我很受其鼓舞。

讲座毕，我跟着郑江义主任、李华斌老师、王星虎老师等，送杨逢彬教授回酒店。我见他走在前面，一身白色衬衫插于西裤里，风神潇洒，器宇轩昂，实觉震惊。在真正的学者面前，你只有惊叹。如登高山先振衣，临清流而濯足，他便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自有一种气度，令人心生仰慕之情。

讲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西西弗书店看到一个正在翻字典的老头，觉得有趣。或许他在认字，或许在仔细研究。又想到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钱锺书等都酷爱读书，也决心多翻字典。

这期间又曾冒出过几个念头：一是日后给钱穆出本选集。钱先生著作，多专著、讲课稿、论文集，少专门收录其对文学、对中西文化等各方面思考的选集；二是觉得可以搜集材料，做一部古代笑话史，编古代食谱全编；三是觉得系统的《李敖评传》，当有人来作。李先生接过胡适、殷海光的自由主义火种，一生奋斗不休，突破黑狱幢幢与刀光剑影，将知识人快乐、积极、智慧、积极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何等了不起！然正如晚年的陈寅恪感慨“出版无日”一样，李先生也是“定论无期”了。不亦惜乎！

6   月   3   日，看霍金纪录片，见片中提到虫洞概念、循环效应等，寻思天文学的一些概念又何尝不可引入人文社科领域？我又携钱理群《拒绝遗忘：   1957   》去黔南日报社办公室找张达先生。张先生以赵纪彬《论语新探》、牟宗三《人文讲习录》等书相赠。我们站在剑江前聊天，江水滔滔，既感自身之渺小，又体生命之奋进。其后共往都匀三十八所，时雨落山间，断壁颓垣，愈显破败，当真时移物换，节物风流，但成怅恨，谁能想到这般地方，当年却是广聚全国顶尖知识人、出了几名中科院院士的雷达军工厂呢？

6   月   15   日晚，与星虎师、张达先生、吴学慧老师、吴英文老师、李庭坤老师，在州体育馆对面的黔味坊聚餐聊天。大家闲谈之余，又商讨了学术沙龙笔录出版的事宜。当时决定内部出版。大家想到星虎师要读博了，李庭坤老师要去读研，我也毕业不远，日后只怕很难共聚，“正始之音”不复，“支、许清谈”绝响，沙龙前情在念，心中各有滋味。李庭坤老师又慨叹我正处在“无知”与“有知”之间的年纪，令人欣羡！

19   日，在八一小区附近的旧书摊淘得《三国志集解》一部，又在一卖书的老爷爷家中，看见民国的石印本书籍七册，中有民国二年上海图书馆印行的徐大椿《徐氏集注四种》！其中《道德经注》，尤有价值。大喜之下，不动声色，将七书混入一些寻常的书中一并购得。又在天浩特价书店遇见一小学校长，他曾捐书数万册给贫困小学，还要搞乡村书院，令我佩服无已。

28   日，做吴英文老师布置的“家乡风俗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研究”作业时，觉家乡东阳方言的八个音调、老家冯家楼贞观年间的一门三进士、根据冯家楼故事改编的越剧《碧玉簪》等都值得注意。民俗学在史学中终有重要位置。   6   月   30   日，读了   06   、   08   年两版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校对文字外，思考了回忆录的写法问题，并作札记。其后几日，把原来写的论文删改一番。有时深夜得一新意，快活到一面写，一面独笑。

论文暂时改毕，又承张达先生赠了一些关于哲学史的书，便回东阳，一心备战研究生考试。   7   月   19   日，忽有感，作《再谈新时代知识人的权利、底线与使命》。   8   月   6   日，在孔夫子旧书网的一家书店，购得许多《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先生的藏书，极为欢喜。   7   日、   8   日，各作一篇札记，前一篇比较了杨树达与陈寅恪在东洋学问前对中国学问的自信多寡、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体系中的“思想”有无，后一篇比较了梁启超与王国维之死与新旧文化之关系、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学术著作体例上的新旧成分。

8   月   11   日，想到对二十世纪保守派与西化派的关系，颇可研究。保守派与西化派中间的学衡派，尤要注意。又觉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的书写，几乎不提新佛家、新道家，太局限在五四那批人、新儒家上。史学界里也多有思想家。二十世纪下半页的思想史，则可从在民间思考的人入手，如顾准等。顾准之后，“中国文化书院”丛书编委会、“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这三大思想圈子，最值研究。八、九十年代，思想界风云变幻，文学、哲学、艺术、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相互交融，共构格局，要细针密缕地理出脉络，殊为不易。

期间我读《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文选》，朱先生说曾想做雷震、顾准的对比研究。我觉得这研究十分有意义。顾准与金观涛，与陈独秀，皆可作对比。

10   月   22   日夜，回到学校。   23   日即登门拜访张达先生，将汪丁丁编《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刘军宁编《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金观涛编《问题与方法集》、夏中义《学人本色》、《杨向奎学术文选》等书借他。张先生赠我李怀宇采写的《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及刘再复的三本书，并签名留念。

这时新图书馆已然建成。无论独山校区的图书室还是本部的新、老图书馆，藏书都不多，唯一撑得起门面的是两部《大藏经》。然新图书馆在开建多年后，在我大四第一学期这样一个关键时候竣工，给我们这些考研的人与其他学习的人提供平静的书桌，也算功劳一件了。

在图书馆，自是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当日读书种种，皆已化作美好回忆。

也是多亏考研，我得以将古代、现代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   10   月   27   日，寻思以梁漱溟、陈寅恪之“守成”或说中立，尚持二元论文明观，而以胡适之“包容”，竟持一元论文明观。而二方的对立，又可与日本大学者西周与中江兆民文明观上的对立相比较。   10   月   31   日，李朝阳老师指导毕业论文的门人尽聚，师生畅饮快谈。向来慎言的李老师一路闲谈到在贵阳参加古代文学年会时遇到的一个昆曲世家子弟，兴致极佳。我自知承载了太多期望，乃倍加努力。   11   月   9   日，重读李泽厚《说儒学四期》。

考研期间，每学习累时，便是与朋友们打球、聊天。因而这段艰苦时光，也即苦犹乐，虽撄而宁。

期间翻读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罗义俊编《评新儒家》等书，偶也与师友交流。

大学四年，我先后在独山校区、都匀本部度过。两个城市都绝非什么大地方，但正因此，易于形成小型学术社群，师、生关系易于密切。这种情况下，师生相处，学生便有无穷益处。我虽视野有限，也还未接受正经的训练，想象多而实证少，庆幸的是，始终保持着求知识的热情。

在我的大学时光里，我这阶段的“大宗师”与“引路人”就在身边，我为能有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而高兴。陈丹青说，对大学生而言，影响你最大的，往往就是比你大十几岁、亦师亦友间的人物。李泽厚说，我的朋友不多，有刘再复一个人就够了。又仿佛是曹聚仁之于鲁迅，丰子恺之于李叔同，蒋天枢之于陈寅恪，这段君子之情，如清风朗月，山高水长。

正所谓“吟到恩仇心事涌”，半夜作此文，心中不时冒出陈寅恪“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话还忆旧时人”之句。贵州四年，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也对我为人为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终又将离开，颇有《七哀诗》中“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有势，会合何时谐”的意味。悲欢终莫可追，此时此刻的心情，却将如风后江云，雨后黏絮，绵绵长长，连亘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