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史料!《河南省立辉县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概况》(二)
发布时间:2019-06-25 21:20:49   来源:自考网即日起,新乡文化研究公众号对1933年河南省立辉县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所编的:《河南省立辉县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概况》进行连载,以飨读者,欢迎转载合作。
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是当时河南省设立专门培养农村小学师资的唯一一所师范学校。 其设立的初衷,须从该校前身河南民众师范院说起。
据李瑞安、姚惜鸣二位先生回忆: 民国十八年(1929)河南省教育厅遵循孙中山先生《遗嘱》中“必须唤起民众”的遗训,又看到湖北省在武汉创设民众师范院,所以就于是年8月在省城开封也设立一个民众师范院。 但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规格要求,当时也并不明确。 由于目标不明确,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等方面就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校方虽曾函询武昌民众师范院,并到河北晏阳初主办的平民教育实验区参观,也无良方。 只好将民众师范院改为乡村师范学校。 当然,选定百泉作为校址,还有其社会背景与教育思潮的影响。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加速了我国农村经济的破产。 加上当时军阀混战,灾疫蔓延,农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兴起所谓乡村教育运动,企图以“教育救国”为口号,用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的农村社会,以期实现“人无不学,事无不举,村无游民,野无旷土”的四大目标。 百泉乡师虽没有宣布明确的建校宗旨,但从该校的校歌中“村无游民野弗荒,事无不举人智扬”和校徽上的“锄头、毛笔和赤心”图案看(详见 校歌及校徽复印稿),该校的办学目的可归结为: 企图通过乡村教育培养中小学教师,普及农村教育,振兴农业生产,改造农村社会。
有人诠释校徽说: “赤心代表我们的真诚,绿边代表我们的环境,毛笔代表我们的智(知)识,锄头代表我们的身手”颇为贴切,很有寓意。 很明显,这是“教育救国主义”在农村教育上的反映。 可惜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企图借助教育医治旧中国广大农村的“贫、弱、愚、私”顽症,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百泉乡师就是在这种乡村教育思潮影响下应运而生。另外,百泉村治学院的停办也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基础与客观条件。 刚巧1930年10月,梁淑溟离开百泉村治学院到山东邹平主持乡村建设研究院,彭禹艇回原籍镇平搞地方自治,王炳程回汲县(今卫辉市)香泉寺办乡教,陷于停顿的百泉村治学院的校舍、教具、图书等设备自然全由百泉乡师接收。
百泉乡师成立后,依据其办学宗旨,拟建了一套区别于一般师范学校的行政组织系统和具体办学措施。 学生除正常上课听讲外,还开办供学生实习的实验分校、实习农场、乡村医院、和实习工厂。 学校行政组织在校长领导下设立管理教学和生活的生活指导部,下设主任、指导员、指导干事(掌管教务工作)、图书管理员; 设立掌管乡教理论和实验的实验研究部,下设主任,掌管乡村医院(设主任、助产医师)、农场(设主任、干事)、实验区(设主任、实验分校校长)、实习工厂; 另设掌管一般行政事务工作的总务部,下设文书、会计员、庶务、校警队,作为具体的人员与机构。
该校还依据办学宗旨和开设班级的性质,设置相应的课程。 学校先后设有专修班(相当现在的专科学校),普通班和社会教育班。 所开设课程除一般公修课之语文、数学、理化、史地、生物、生理卫生、体育、音乐、图画等科目外,又开设各种专业科目,如教育概论、乡村教育、农村社会学、中国农村问题、农村调查和统计、农村经济及合作、农业概论、教材及教法、戏剧概论、图书馆学、教育心理学、民众教育馆知识、教育测验及统计、农场管理和实习、健康教育、教育史等16种之多。
从该校创建的宗旨、行政管理系统和课程设置情况来看,显见其办学思想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以“教育救国”思想为动力的乡村改造教育。 二是以陶行智的“生活教育”为中心,以晓庄师范为模式的培养乡村改造者教育。 三是以书本知识传授和联系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并重视社会实际活动培养乡村教师的教育。
教师与学生
百泉乡师在办学实践中认为“一个优良的师资,尤以百泉乡师学生,不惟要具备丰富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和忠贞爱国的情操,还要能坐而言,起而行; 不惟在三个战场(即考场竞“智”、会场竞“谋”、操场竞“技”)陶冶磨练,均能出人头地,获得成就,而且还要能“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 用现在的说法,即是“实践第一”、“实践出真知”的观点,也就是“德才兼备”、“文武双全”。
所以,学校在聘请教师时,特别注重遵循上述原则,而在实践中,尤具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没有门户之见。解放前,特别是抗战之前,中等学校聘请教师多重“学派”,教师往往随校长和主要负责人的“学籍”而定。 诸如北大派、北师大派、中大派和河大派,而百泉乡师的教师,则各个大学毕业的都有。
二是重视学识水平。从百泉乡师所聘教师看,大都为大学或专科毕业,还有日、美、法等国留学生。 有的本来就是大学教授和讲师,而更多的是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不少还有专门著作。
三是高薪聘请。当时该校为了能够延聘到有较高学识水平的教师,不惜酬以重金。 如曾经任过大学教授的几位教师,每月工资为200元(时为硬币),专任教师160元,其它教师根据不同条件分别为80元到120元。 不足部分可由校办农场、校办工厂和医院收入中支付,甚或不惜动用乡教实验费作差额补贴。
四是注意乡教要求。乡教是百泉乡师一个主要的办学特点,所以在聘用教师时,特别注意乡教要求这个特点,如优先聘用对乡村教育有研究的学者,或者是当时著名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南京栖霞山师范的教师或毕业生。
正因为如此,该校聘用的教师,不少都是人品端正、知识渊博,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 如博物学大师黄以仁博士、富于书卷气的吴克刚教授、口若悬河的毛起浚老师、博古通今的李丞祥老师、道貌肃然的李瑞安老师、平民教育家仝菊圃老师、敢于建言的孙庆基老师、桃李满天下的林中达教授、将军出身的李海邦老师,均是百泉乡师众多优秀教师中的佼佼者。 还有中共地下工作者王雨田、张明甫以及苏金伞、董幼林等。 多为硕彦俊儒,均以热爱百泉读书环境,受聘来校,一边执教,一边写作。 皆因目睹百泉乡师笃实践行、蓬勃生动,富于爱国热情的教育风范而长期留校,不再言去,从而使百泉乡师盛名远播,有志青年学子均以考取乡师为荣。 及至今日,大凡百泉乡师学子在言及师长时仍念念不忘,如父若母,终生铭记。
由于乡师重视对教师的聘任,又有明确的乡教要求,一个“勤奋学习,生活简朴,踏实肯干,重视体育和劳动”的良好风气便很快形成,而广大乡师学子自然也能在品、智、体、能等诸方面得到发展,无论考场竞“智”,操场竞“技”,还是会场竞“谋”,均能在当时全省同类学校中独占鳌头,因而时任教育部督学到乡师视察后,曾高度评价乡师“学风朴茂”。
不仅如此,百泉乡师的办学过程,还是学生养成良好读书习惯和形成参与进步社会活动传统的过程。 学校主要通过组织文艺团体、读书会和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团结进步师生,反对反动势力,提倡读书风气,促进爱国运动发展。 谨将主要活动形式简介如下:
(一)新垦文艺社“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占我国领土,而蒋介石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一些爱好文艺、喜欢进步书刊的乡师同学,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于1935年秋组成一个“新垦文艺社”,藉以团结进步师生,宣传抗日救国。 在郑州《大华日报》创办文艺副刊,并于1936年出版《海星》文学月刊,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自发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新垦文艺社有30多人,主要成员有学生赵文甫(即赵文渊)、穆欣(即杜蓬莱)、傅尚普、乔景楼、苏林(即王淑凌)、吕英(即吕和珠)等; 教师刘诚甫、何申之、唐文粹、王瑞符等。
(二)读书会读书在百泉乡师已成风气,并为传统,即在抗日战争学校迁居不定的困难条件下,也有不少师生热购进步书刊,如该校由汝南迁往淅川途过南阳市,也要到书店购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暮桥的《经济学常识》、《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社会科学书籍。 尤迁回汝南龙王庙阶段,师生思想更加活跃,“砺新”、“砺志”读书会,“北斗”、“腊风”文艺社又春笋而生,“北斗星”、“腊风”壁报更定期举办。 同时,还在《漯河日报》上开创《教育与文艺》、《窗前草》等副刊。 凡参加读书会的学生可阅读指定的社会科学读物和文艺书籍,定期报告读书心得并交流读书经验。
为了给学生创造读新书的条件,学校于1946年初在汝南县城开设“百泉书报供应社”,经售生活书店出版图书,另外零售《新生》、《观察》、《文摘》等进步杂志。
(三)抗日宣传活动学校在百泉期间以及迁往汝南县城以后,师生全部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到街头开展演活报剧、作讲演、张贴宣传画等进步活动,还在汝南帮助地方搞国民军训 ,宣讲《游击战术》。 迁到淅川滔河镇以后则举办民众夜校,教学《抗日三字经》,张贴《大众墙报》。 1939年重迁汝南时,许多进步学生离校投奔延安,直接投身抗战第一线,贡献自己的青春与才华。 (文章来源:天涯社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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