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元的树还是一棵树的美元?计量基础对管理
发布时间:2019-06-27 21:26:16   来源:自考网2019年第14期,总第2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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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元的树还是一棵树的美元?
计量基础对管理者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决策的影响
本文字数
5812
字
阅读时间
15
分钟
原文信息
Church, B.K., W. Jiang, X. Kuang, and A. Vitalis. 2019. A dollar for a tree or a tree for a dollar?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measurement basis on managers’ CSR investment decis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in press.
作者简介
Bryan K. Church
职位: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eller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研究领域:审计、财务会计、财务报表分析和管理会计
江伟(Wei Jiang)
职位:暨南大学会计学教授
研究领域:企业投融资行为、高管薪酬、供应链金融、企业创新、行为公司财务与会计
况熙(Xi (Jason) Kuang)
职位: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eller商学院会计学终身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管理会计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研究领域:行为会计研究、管理控制和会计伦理
Adam Vitalis
职位: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 )会计与金融学院学院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
原文摘要
We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 how managers’ decisions to invest discretionary resources in the company’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nitiatives are affected by whether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is denominated in financial or nonfinancial measures (i.e., the measurement basis used for decision making). We posit that nonfinancial measures bring attention to the society-serving nature of CSR investments, thus activating the pro-CSR social norms of the company and managers’ personal CSR norms. Norm activation, in turn, influences managers’ investment decisions to the extent that social norms are congruent with personal norms. As predicted, we find that the level of CSR investment is higher under a nonfinancial measurement basis than under a financial measurement basis, but only when the manager is personally supportive of CSR. Supplement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SR-supportive managers continue to invest more under a combined financial/nonfinancial measurement basis than under a financial measurement basis on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研究背景
从管理控制的角度来看,企业可以基于集中的控制系统,指导管理者的投资行为,从而实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然而,现有的研究表明,分散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比集中的结构更好地处理企业社会责任的复杂性(Pirson and Turnbull,2018)。实际上,规模较大的公司通常采用分散式的结构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最高管理层确定企业社会责任总体战略后,中层管理者就如何实施战略做出决策,包括资源的配置和使用(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4;Wong et al.,2011;Reagan et al,2015)。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管理者作出决策的依据是以货币或非货币为计量单位的,也就是计量基础(Christie et al,2013;Caliskan,2014)。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计量基础不改变决策者的信息集或个人激励,那么它不应该影响最终决策结果。然而,根据心理学理论,原文预测计量基础将与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个人规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
为探究以上问题,原文实验研究了管理者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决策时,是如何受到计量基础(即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非货币计量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水平高于货币计量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水平,但仅在管理者个人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情况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管理者在综合计量(货币与非货币计量)下的投资继续高于仅仅以货币为计量基础的投资。
研究简介
1.研究假设
已有文献认为,公司高层管理者决定追求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目标时,可以通过向中层管理者传达一种指导性规范,传递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态度和价值观(Collier and Esteban,2007;Slack et al,2015;Lueg and Radlach,2016)。当一个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性规范影响了中层管理者的决策时,指导性规范与中层管理者的个人规范是一致的。但经验证据表明,当个人规范与指导性规范不同时,个人规范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更大(De Groot et al,2013;Minton and Rose,1997;Stern et al.,1999)。然而,无论是指导性规范还是个人规范,都需要在被激活时才能影响管理者的行为决策(Bicchieri,2006,de Groot et al.,2013),原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计量基础在激活指导性规范与个人规范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计量基础可以分为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两类(Seifert et al.,2004;Kotler and Lee,2005;Szekely and Knirsch,2005;Gond et al.,2012)。首先,管理层采用货币计量基础时,会导致其像非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一样以成本收益原则评估项目的前景(Bierman and Smidt,2007;Kouchaki et al,2013)。此时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指导性规范与个人规范难以区分,其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影响甚微(Houghton and Tipper,1996;Bodenhousen and Macrae,1998)。其次,管理层可以采用非货币单位作为其计量基础,例如决定种多少棵树、捐赠多少箱药品和食物(Pearce II and Doh,2005;Tickel,2002;Reagan et al.,2015)。通过这种方式,非货币计量提供了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参与社会服务性质的具体描述,并推动了管理者思考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服务特征,从而强化了来自高层管理者的指导性规范,并激活了中层管理者的个人规范。然而,在某种程度上,非货币计量基础提高了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社会服务功能的认识,它也强调了与管理者的经济利益动机潜在的不一致。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在增加社会效益的同时,会降低自身经济利益,管理者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
当管理者的个人规范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支持态度时,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项社会义务并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因此社会效益大于成本(Carroll 1999;Maignan and Farrell;2004;Laczniak and Murphy,2006;Thorpe,2013)。在非货币计量激活了管理者的个人规范后,他们更可能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相比之下,当管理者的个人规范持消极态度时,他们的观点更倾向于经济利益最大化,保证公司业绩和自身薪酬(Murphy,2000;Dah et al,2012)。因此管理者的个人规范与公司高管的指导性规范不一致,即便是以非货币为计量基础,他们也可能不会增加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基于此,原文提出如下假设:
Hypothesis:如果管理者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并且采用非货币计量基础,那么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会高于其他情况。
2.研究设计
原文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管理者决定将可自由支配的资源投资于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是如何受到计量基础(货币与非货币计量)的影响。在本实验中,参与者作出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决策,能够增加社会效益同时减少参与者的个人收入。本实验招募了一所美国公立大学的本科生参与本次研究,在预测试中他们完成了一项关于社会问题的问卷,其中有一项是:“你个人认为企业应该牺牲自身盈利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程度如何?”,用来衡量参与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个人态度,根据问卷结果将参与者划分为两组,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组与不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组。
参与者扮演中层管理者的角色,公司高层向参与者传达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评价以及植树计划,中层管理者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从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为确保参与者作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决策具有社会效益,承诺实验完成后将用于植树资金的1%捐赠给非盈利组织;为确保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决策的直接经济后果,承诺实验完成后参与者将在基本报酬的基础上获得剩余资金的1%。
为操纵参与者之间计量基础的差异,本实验根据参与者的个人规范分别随机划分为美元组和树组,美元组代表货币计量,树组代表非货币计量。重要的是在两种组别下,参与者都知道种植一棵树的平均成本是1美元。经过实验前的基本流程后,向参与者分发决策表,其中在美元组中会问,“你想花多少钱种树?_____美元”,在树组中会问,“你想种多少棵树?_____树”,由参与者在0到1000之间的数字填空,以衡量参与者作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决策。
3.主要变量
(1)观测变量:规范类型(NORM_TYPE)。如果参与者属于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个人规范则取1,否则取0。
(2)操作变量:计量基础(CONDITION)。如果参与者属于美元组(DOLLAR)则取1,属于树组(TREE)则取0。
(3)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投资(INVESTMENT)。参与者决定的投入植树项目的投资水平。
4.研究结果
根据原文的描述性统计,在参与者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个人规范以及计量基础为树的组别中,社会责任投资水平高于其他组别,并且进行高水平投资的概率更大(75%),验证了原文的假设。
表1描述性统计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CONDITION与NORM_TYPE之间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支持企业社会责任与树组条件下的投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组。以个人规范为连续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依然证明了原文的研究结论。
表2 方差分析
根据原文的理论分析,原文预测的是非货币计量激发了中层管理者的个人规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态度)从而决定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更高的投资。但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即货币计量激发了管理者的经济利益动机,导致更低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水平。为进一步考察具体的作用路径,在实验结束后对参与者发放问卷,获取其社会关注(SOCIETAL_CONCERN)和经济关注(ECONOMIC_CONCERN)的程度,并构建结构方程,探究计量基础、社会关注、经济关注以及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
表3主要结果
结果显示,计量基础对社会关注的影响仅显著存在于支持组中,说明非货币计量的确增加了管理者的社会关注,从而提高了社会责任投资水平。相反,经济关注并未产生显著的中介作用,再一次验证了原文的研究假设。
补充实验中,原文首先以公司内部信用(CREDIT)作为中性计量方式度量计量基础的差异,发现树组的投资水平显著高于信用组,但美元组与信用组并无显著差异,再一次证明了原文的理论逻辑;其次,构建了综合计量(DOUBLE)的变量,即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结合,发现树组与综合组的投资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但综合组投资水平显著高于美元组,说明非货币计量激发了管理者个人规范并提高了投资意愿,并且这种作用在综合计量时依然存在;最后,稳健性检验部分,原文以中国的真实中层管理者作为被试进行补充实验,参与者来自一项经理人发展计划项目(EDP),以充分考察在分散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中层管理者的投资行为,研究结论与上述一致。
研究启示与贡献
原文从心理学的理论出发,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计量基础与管理者个人规范之间的交互作用,说明在探讨管理层的行为决策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原文的研究方法为实验研究,从被试选择、实验设计到数据分析,研究过程客观公正、逻辑严密,体现了实验研究方法的优点,为今后管理会计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意义。
首先,本文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文献,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基于心理学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计量基础的经济后果展开了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责任计量基础的文献,也为社会责任管理控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其次,原文的研究结论强调,企业委托给中层管理者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决策权时,应当考虑其个人规范的重要性,并及时调整决策机制,使中层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决策与企业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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