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最后一课》，郑振铎在暨大还有这么多你不知道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学校时，指出暨南大学人才济济、名不虚传、作用独特、前程远大。

113年来，暨南大学矢志不渝，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7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30余万人，皆成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火种”。

【暨南传奇】栏目，将通过一个个故事重现鲜活历史，回溯暨南传承的脉络，呈现暨南群星璀璨的精神感召。传奇是时间的拓片，它是故事在岁月的层层夹缝中沉淀的结晶，印刻着历史的脉络和时代精神的剖面。暨南大学走过的113年岁月，同样一层层拓下了暨南人的风貌。百年暨南的年轮当中，正藏着许多被历史淘洗得熠熠生辉的传奇人，传奇事。

“  在梯形大教室里听西谛先生（指郑振铎）讲中国文学史可就热闹了 ，人坐得满满的 ，内容和资料满满的 ，笔记本满满的 ，都快溢出来了。 ……先生所说的虽是具体的做学问的苦处，要启发我们的却是民族存亡绝续之际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  ”

——吴岩校友 《西谛先生二三事》

“郑振铎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 、坚贞不屈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爱国主义精神  ”

——周一萍校友《疾风劲草识良师》

郑振铎（1898—1958）是“五四”运动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也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在其60载的生命历程中，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暨南大学担任过教职，其中尤以与暨南大学的渊源关系较深。他1935年进入暨南大学，至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暨大迁往福建建阳为止，前后任教达6年半之久，是其一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先生在暨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协助校长何炳松对教育教学进行改革，聘请了一批在各学科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到学校任教, 并大力倡导学术研究。

在民族危亡面前，重视对学生进行气节教育，积极参与救亡活动，展示了炽热的爱国情怀。郑振铎的名师风范和爱国举动，熏染了学生和一代又一代的暨南人，并绵延不绝，成就了暨南大学爱国爱校、为国育才精神传统的一条历史长河，川流不息。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并没有满足于当一个教书匠，或只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而是坚定地走上了救国的道路。 他积极参加“孤岛”上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 文化活动，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工作，文化界和工商界上层爱国人士的秘密聚会，以及宣传抗日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 与此同时，他还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与强敌抗争 , 为国家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他将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深情，融汇进他的行动、课堂讲授、笔端及对爱国学生的鼓励与保护中。  在他的示范和影响下，不仅专深知识展现出浓厚的吸引力，这种精神的感召力也深深感染了学生和后来者。

在讲坛上，他和周谷城、周予同、方光焘、李健吾等进步教授一道，通过日常的授课中宣讲爱国主义思想。平时他主讲的中国文学史，重点放在古代民间文学研究上面，这一时期，他却着重讲解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诗篇，如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于谦的《石灰吟》等，借古喻今，激励人们舍身杀敌。  他常教诲暨南大学的学生，在国家危难时刻，应安贫守志，保持身心的清白，努力完成学业，以成为将来国家建设的柱石  。据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他的讲课吸引了大批学生，其他院系的同学，也都主动跑来听他的课，从中吸取抗日救亡的力量。

1937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暨南大学

1940年3月30 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上海的伪政权要求各学校停课举行所谓庆祝活动， 遭到包括郑振铎在内的暨南大学师生的坚决抵制。 “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这是何炳松、郑振铎等人对待汪伪政府的一致态度，学生们从他们的不妥协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也正因为如此，敌伪对暨南大学十分仇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攻入上海租界，孤岛不复存在。在上海租界的所有专科以上学校中，暨南大学是第一所被日军侵入并进行大规模搜查的学校。在《最后一课》一文中，他真实地记述了当侵略者即将出现在面前时，他和暨南大学的师生们仍然坚持上完了最后一课的感人情景。

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程国赋

在《忠信笃敬》校训微电影中饰演郑振铎先生

再现“最后一课”场景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剌刀，‘引满待发’。”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 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

上午10时30分，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驶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合上了书本， 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他们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那一个方面走去。”

“从来没有那未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日军侵入“孤岛”，暨大上最后一课

都德的 《最后一课》是小说 , 是艺术创作 , 而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却取材于自己在暨南大学的真实经历。

除了众所众知的“最后一课”，郑振铎将他对国家的热爱投入到搜集古籍、保存文化的事业中去。在岁月的长河淌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回看，这一抢救文化的薪火更令人感佩，余泽绵长。

后人大多知道郑振铎是藏书家，爱书如命，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郑振铎搜书、购书、藏书，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更大的使命是为国家、为民族抢救文化遗产。然而隔着近八十年的时光，今人很难真切地体会到 “孤岛”苦守所面对的危险与诱惑，就难以理解郑振铎的孤立无助与耿介自持。

从“八一三” 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郑振铎看到一些纸商以重价搜罗旧书作造纸原料，而且无数珍籍善本被英、美、日、德等外国人士买走，流落至异邦。郑目击心伤，竭力抢救。“ 狂胪文献耗中年，埋首残丛理断编。文物未随劫火尽，长留功绩在人间。”这是当时郑抢救民族文献的真实写照。

他“嗜书如命，每见可欲，百方营求，以期必得。其买书之勇，世罕其匹，虽典质举债不恤也。”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自己和别人研究的需要，也为了抢救民族文化 , 他倾其全部积蓄，收购古籍，他收书的范围较之以往更加广泛。

郑振铎（右二）等一批文化名人坚持“孤岛”文学创作

在暨大任教这一时期，他最大的收获是通过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国家购得了《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暨大的同事当得知他要购买此书时，曾给予热情地鼓励，并很快凑齐了一千元钱。这部书的发现 , 具有重要的史料与学术价值。他还向何炳松校长建议 , 联络张元济等人，请求重庆当局拨款用于抢救民族文献，并获得批准。

随后，郑振铎和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等人，结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日军爪牙密布的上海，秘密收购近五万册在日寇入侵之后流散沦亡的古籍善本，避免了中国文献落入敌手，流出海外。郑振铎在抗战中所做的事情，只有少数三五人知道。当时外界对于郑振铎此举有过不少猜测；由于行动“万分机密、万分谨慎”，郑振铎亦无法向朋友表明心志。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才在《大公报》上连载的《求书日录》之中袒露心迹：“在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

郑振铎编撰的《世界文库》

《求书日录》 一文中云：“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温暖，把什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末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郑振铎日记》1948年2月6日记载：“……并将押在美丰的书十种交还。这几种书，已经押了半年多了，好容易才赎取了出来！见了，不禁泫然欲涕！”

即使是他的老朋友叶圣陶，也直到1981年才大致了解郑振铎留守上海的原委：“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在为搜书、买书而倾家产、举债、担风险、受污蔑的同时，他对自己则非常的节俭。平日“以面包就白开水，或是以几个烘山芋凑合一顿”，宁饿肚皮，抢救古书的行动，为祖国保存了一座文化宝库。

其子郑尔康对乃父的这一爱国行为予以高度评价：您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因此您的买书和藏书又带有深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在漫长的抗战八年里，您没有和许多老友一起去大后方或是奔赴抗日疆场，而是留在了上海，以您独特的方式进行着战斗——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典籍。胜利后，这就是您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战利品”。用您的话来说，这就叫“书生报国” 。

1935年春夏之交，专为教育华侨子弟而设立的国立暨南大学因面临种种困难，代校长沈鹏飞宣布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何炳松为暨南大学校长。

当时的暨大，正处于危难之中。一方面，侵略战火已经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因暨大前任管理不善，学潮迭起，无人愿意出长暨大，校务处于风雨飘摇状态。新上任的何炳松校长邀请兼有同乡、同事之谊的郑振铎到暨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以协助他进行改革。

同样与郑振铎有着很深交谊的鲁迅是不赞成他这时去暨大任职的，担心学校情况复杂，怕他刚从燕京大学受了冤枉气出来，又陷进另一个泥潭里去。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 “暨大情形复杂，新校长究竟是否到校，尚未可知，倘到校，那么，西谛（郑振铎笔名）是也去的。我曾劝他勿往，他不取用此言。 ”

但郑振铎以自己对何炳松人品能力等的了解、以及考虑到暨南大学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的广泛影响及其重要的教育阵地作用，毅然选择就任。

一旦作出选择，郑振铎就忘我投入，成为何炳松校长出掌暨大最得力的支柱之一。在校庆大会上，以及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时，何总让郑紧随左右。1935年9月12日在暨大开学典礼上，郑振铎还作了题为《华侨教育与理想之暨南大学》的讲演，既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又表达了支持何炳松办好暨大的决心。

学校按照何炳松校长确定的学术标准化、财政合理化、团体生活纪律化三个方针推行改革，延聘了一大批如周谷城、郭绍虞、周宪文、胡愈之、李健吾、孙大雨、钱锺书、许杰等著名教授来校任教，延揽鲁迅、潘汉年等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引导师生走上探讨学术的正途。

在财政合理化理念之下，学校将大部分经费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和奖助学金发放上。真如教学大楼、大礼堂等修葺一新，图书仪器得到很大充实，校园绿化明显改观，一座钢筋水泥的校门也建立起来。为改变校内各院系的学风，学校制定了奖励优良学生的政策，对优化学习氛围、引导学生注重学业水平提高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郑振铎除担任文学院院长外 , 他还兼任校务会议、行政会议、教育会议、聘任委员会、训育委员会、课程审查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编译出版委员会、招生委员会、免费暨公费学额委员会等会议和委员会的委员，有一段时间还兼任学校图书馆的馆长，经常主持或出席校内的各种活动。

1937年文学院全体教员合影

（一排右四为郑振铎）

他还负责分管学校的招生工作，并为此而远赴香港等地。甚至学校进行军训，也要由他操持。鲁迅在1935年7月30日致叶紫的信中说，“郑公正在带兵办学，不能遇见”。由于肩负重任，他的工作十分繁忙，所以有人认为，“实际上暨大的近一半担子，是压在他的肩上了。 ”

在何炳松、郑振铎等一众志同道合专家学者的努力下，暨南大学于短时期内改变了原先的混乱状态，显示出勃勃生机，得到社会舆论的赞许。1936年， 《东方杂志》1月号刊载了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所著的《青年努力新趋势》一文，该文在论述全国教育界形势后写道：“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 成绩斐然。”

学者黄新宪研究认为，在革新暨南大学的过程中，何炳松是主帅，而郑振铎的作用不容低估 ,因为如果没有郑振铎脚踏实地的忘我工作，许多具体的革新措施便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落实。郑振铎虽然不是一位职业教育家，但从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具有杰出的教育管理才能 , 锲而不舍的教育革新精神，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应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郑振铎十分注意提高教学的水平，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担任院长的前两年里，全力以赴整顿学院的学习风气并改良课程设置。到第二年，教学效率得到相当的改进，各类课程教学内容也得以充实。为体现华侨高等教育的特色，他还增设了南洋各地语言文字与历史地理学课程。

他始终坚持办名校要有名师的理念，不遗余力地聘请了一批在各学科具有广泛影响的知名学者到校任教。在他的努力下 , 胡愈之、周谷城、楚图南、钱亦石、郭绍虞、周予同、王统照、傅京华、许杰、方光焘、张世禄、吴友祺等著名学者相继到校任教，壮大了暨南大学的师资阵容。对一些知名度还不高、但确有才华的青年学者，郑振铎也 以破格聘用。如29岁的李健吾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便被郑振铎聘为文学院的教授。

他自己在中文系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和敦煌俗文学的课程，并且花费很多时间备课，对学生进行指导。如《暨南校刊》上所载《文学院各专任教授指导时间一览》中就证明，有一段时间每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上午9时到1 2时，星期二至星期四下午1时至4时，都是他指导学生的时间。遇到较大规模的学生考试，还要亲临考场监考。

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民念六级全体留影

（一排右三为郑振铎）

与此同时，他积极鼓励教师开展学术研究，为此创办并主编了全校性的《暨南学报》和《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为教师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在他的倡导下，文学院也创办了多种刊物，如《文史季刊》《中国戏剧》《地理资料》等，以刊载师生的研究成果。

在他的主持下，中文系购进了各时代总集、 重要专集、四部丛刊以及各时代重要作家之专集；外文系增置了外国的文学名著和外国语言文字方面的基本书籍；史地系注意收集关于南洋史地的图书；教育系除购进知名学者李石岑教授生前收藏的全部图书外，还陆续购进了各国的教育名著以及国内出版的多种中小学教科书。

在暨大任教期间，郑振铎自己也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学术专著《中国俗文学史》 《中国版画史》、 诗集战号》、小说《桂公塘》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如193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 一书，约37万字，是一部迄今仍未被超越的广义的民间文学史。

郑振铎还十分热心于中国古代戏曲的整理研究工作。1937年5月，他在《暨南学报》上发表长文：《<词林摘艳> 里的戏剧作家及散曲作家考》，戏文、杂剧、南曲作家、北曲作家等四部分，考察了《词林摘艳》所涉及的5本戏文、33本杂剧等 。这一时期，他还写了大批的小说和诗文。

作为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人之一的郑振铎，学问高深，为人正直，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不仅做了许多爱国工作，同时对学生也是悉心扶持、奖掖后学，积极支持左翼学生的革命文学运动和爱国活动，给学生以终生受益之影响，并赢得了暨南学子的爱戴。

暨大校友钱今昔回忆说，在暨南大学地下党周鸿慈（一萍）主持下的文艺社，团结了中文、外文、史地三个系的十多个进步学生，出版《文艺》学刊，除得到党的文艺工作者王任叔、林淡秋、蒋天佐、王元化等的支持外，“郑振铎老师也是经常鼓励和关心我们的”。

周一萍校友当时是中共暨大支部书记，根据江苏省委学委的指示，周一萍与郑振铎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随时向郑介绍工作和想法，听取郑的指导和意见，每一次交谈，郑都认真听取情况介绍，并给予很高评价。

1938 年，一位进步学生用周方的笔名，在学协机关刊物 《学生生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暨大压制学生救亡活动的文章，触怒了学校的国民党分子，要对她进行严厉处分，还企图以此破坏中共组织。后经郑振铎的多方斡旋，终于将此事平息， 保护了一批进步学生。

在 “孤岛”时期，暨大学生主要创办了讴歌爱国主义思想的四种文学刊物： 《一般》 《译丛周报》《文艺》和《杂文丛刊》。他们的文学活动都曾受到郑振铎的影响与指导。

郑振铎

周一萍校友1981年在《疾风劲草识良师》写到，郑振铎“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爱国主义精神。”他还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对良师的怀念和崇敬：“奋笔耕耘抒壮志，疾风劲草识良师。凛然正气浑难忘，最是寒凝大地时”。

梅贻琦先生曾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名师对学子学业、人格及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包括郑振铎在内的一代又一代名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就了暨南大学今天的名不虚传、作用独特、人才济济和远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