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军校一年 没有文凭的毕业证

发布时间:2020-01-15 23:58:08
金陵军校一年,是我这生中学习生涯非常关键的一年。尽管发了个毕业证,却不算文凭,但对于我后来的继续学习、学历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0年1月13日,“铁马金戈”在我创作的《故乡下大雪了!》一文后这样留言:“少小离家老未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游子他乡忆故园,一片冰心报春辉。”文中也有着他曾经远离故乡在西藏戍边、一片赤心保家卫国的深切感受。
“铁马金戈”的真实姓名叫刘占元,也是退役军人。我们共同在金陵南京解放军政治学校,度过了一年难忘的时光。我们之间的战友兄弟情谊,也一直保持到今天。
组织推荐上军校
公元1981年7月的一天下午。
时为陆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司务长的我,走进了军政治部干部处的办公室。干部处长刘宗宇热情地对我说:“安金,有个名额,组织上推荐你到南京解放军政治学校指导员队学习,但学习结束后要下基层连队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好的。我服从组织决定,学习结束后到基层连队工作。”我表态说。
早想有机会进军校学习,这下真的是心想事成了。
公元1974年初,从公社高中毕业后,一直想上大学的我,曾经想回村通过两年劳动,能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我在生产队里拼命劳动,还利用暑天晌午的休息时间,不要生产队一个工分,为集体进行玉米移栽的试验。然而,在劳动一年后,1974年年底,我穿上军装步入了绿色的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当兵后,我仍想着能有机会进入军校或地方大学学习,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从而提高工作能力。
1978年下半年,我作为一名士兵,经组织批准参加了地方院校的高考。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考场,参加了地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考试成绩出来后,曾经被作为初选人员进行了公示;后来参加了报考志愿、体检等程序,但最终也没有等来进入地方大学学习的通知。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1978年年底,我从一名士兵被提拔为军官。
接着,就走上了对越自卫还击的战场。
在异国他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后,我所在的陆军第十一军31师炮团凯旋回国。
当了军官,就解决了前途的问题。上不上大学,不再是曾是农村籍的我当时为解决出路的一种方式。
能上军校学习,成为了心中的另一个遥远的梦。
党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军官,自然要更加努力为党工作。在陆军第31师炮团,从前线撤回驻地后,我被抽调到团营建办公室,和潘用兴两个人住在一间木屋里,我任出纳,他任会计。我们互相配合,互相监督,确保每一笔购买营建材料的资金落到实处。
几个月后,我奉命调回陆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任司务长。围着熟悉的锅台,我努力象任炊事员、炊事班长、给养员时一样踏实工作。
这一干,就是一年多。
能够到南京解放军政治学校学习,去圆自己进军校的梦,我兴奋不已。
“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1981年7月底,我辗转到南京去报到。
这是我第一次到金陵。
我报到时,已有同学先我而到。我们班是二队二班,住集体宿舍。我一走进班宿舍,班长李涛、副班长原勇、战友由子善、刘占元、李成军等热情地过来和我打招呼。刘占元自我介绍是河南人,在西藏林芝某部政治处工作。由于高原紫外线强,他的浓眉大眼阔额圆脸上,两腮被高原的紫外线照射形成的“高原红”格外显眼。一群年轻军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南京市中山北路305号的解放军政治学校,开始了指导员队政工基础课程的学习。
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初到政治学校时,在第一次学校组织的政治基础知识测试时,我们闹出的笑话。
之前,我们班的战友都没有参加过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虽然都读过《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但对于里面的概念术语却是浅尝辄止。
那个晚上,在自习室里,拿到试卷的我们,对不少题目都一窍不通。有道题是:“什么是哲学?”
现在看来,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而在那个年代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
“哲学,哲学,哲学......”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名词,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哲学。我突然自作聪明说了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就这样,我们几个人答的都是“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几个人讨论来讨论去,不知所以然。有个同学灵机一动说:“一个同学形式上去上学,其实逃学了没有去上学。”结果我们答成了“形而上学,就是形式上去上学,实际上没有去上学。”
我们的测试卷在一场哄笑中填写结束。
我们的政治理论基础近乎空白。
发奋学习
等到发了课本,等到老师讲解过后,我们才渐渐弄明白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概念。
当时的课本,都是学校临时编写的打印出来的大开本。当我们开始明白自己学识浅薄、以后要走上连队指导员的工作岗位需要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时,都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
我下决心努力学好每门课程。
从不迟到早退。也从来没有请过假。
每次上课时,我都认真注意听讲。下课后,我会再将所学的课程作的笔记进行整理。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同学,问老师,直到将问题弄懂弄通。
真的很佩服那些敬业的军校老师,象吴晓晶等老师,他们很善于将抽象的理论结合一些实际的例子讲得深入浅出。他们常常用讲故事的方式,将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我们这些来自边防部队或野战部队的年轻军官,能有这样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都很珍惜。经常是熄灯号响过了,我们班的自习室里,灯光亮到深夜十一点后。每次考试前,我们班的自习室里,一个也不少,静静地看书到午夜。
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基层政治工作等,都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内容。
李成军同学,学习一直很努力,他记的笔记字迹很清晰。每次考试他都能考出好成绩。这个从唐山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人,对解放军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他住在8楼,地震后,等醒过来后,发现已在一楼的地面上。是解放军救了他,他的一只胳膊曾在地震中骨折。后来,他决意参军,要象救他的解放军那样为人民、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云南去学习的就我和李涛班长两个。他很健谈,为人热情。副班长原勇是干部子弟,个子高;和由子善同来自山东。两个山东大汉排队时,自然是站在全班的前列。刘占元和我同为河南老乡,我们交往更多。他性格豪爽,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其他的几个来自湖南、江苏、广东等地。
全班同学团结奋进,是一个昂扬上进的群体。
我们在学习中尝到了甜头,每个人都知道了自身的不足,因而更加刻苦的学习。学校的图书馆,也是我们的常去之处。
三十万米跑步的自我约束
那年,南京的冬天特别冷。
一场大雪过后,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冰雪世界。
宿舍里没有暖气。我的手背开始生了冻疮。听说擦生姜可以止痒,我便到炊事班去要了生姜,经常在手背冻疮处反复擦拭。
我们宿舍的同学,会在晚上除了将军用水壶装上热水放在脚头取暖外,还用输液的空瓶子装上开水,用毛巾包裹着塞进脚那头,和军用水壶一起,使得冰凉的双脚尽快暖和起来。
为了增强学员耐寒的能力,学校给每个学员发了一张卡片,要求在三个月内累计自行跑步30万米。
学员队每天早上的出操距离不算。
这30万米只能是个人抽时挤空跑步累计的距离。
为了强化体力,也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会约着几个人在早操后再一起跑会儿,有时会在晚饭后跑数公里到南京长江大桥附近,再折回学校。
一个冬季下来,不少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那一年当中的50多个周日里,我有三分之二的周日都是在炊事班帮厨。
一去帮厨就是半天。
我会帮着摘菜、洗菜,打扫卫生。
我觉得做点好事远比逛街更有意义。那一年中,除了去过一次新街口、一次中山陵外,南京的众多名胜古迹我都没有涉足过。
我一直乐于助人为乐。我会帮同学们缝被子,钉扣子,针线活是我的特长;有时晚上站哨,我会将我后面的那个接哨的一班给站了,只为了那个同学不在寒冷的晚上钻出热被窝,能够睡个好觉。
我和全班的同学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听中队的队长和政委说,我们这期学员本来计划是学习两年的,因为部队急需政治指导员人才,所以后来压缩为一年半,到后来又压缩到一年。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学习了连队政治指导员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还学习了军事地形学等军事知识,进行了夜晚按图行进的实战训练。一年的学习,我们一个一个都有了一定的真才实学,都对未来的政治工作充满了信心。
金陵一年的军校学习,我的政治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升,为以后成为一个合格的政工干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能在连队工作中边工作边参加自学考试,先后取得党政干部基础科大专、法律大专的文凭奠定了基础。
离校前,学校给我们发了毕业证,当时说算是中专文凭。后来到了部队后才知道,实际就是个结业证。
学历和能力没有必然联系,我对此深有体会。
离开南京政校后,我后来和刘占元在开封见过一面,再后来还在昆明见过面。
他从西藏转业后回到了河南武陡。我们有时会通电话,有时会在微信上问候。他文字功底好,摄影技术一流。那天傍晚在昆明海埂大坝,夕阳的余晕映红了半边天空,天上的云彩在湖水中变幻着奇异的色彩。他用手中的长枪短炮,记录下了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右为刘占元。)
我和李会校在河南开封也见过一面。我们在一起还留了影。
(左为李会校。)
当年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军官,在南京政校学习一年后各奔东西,现在都已过了退休的年龄,应该都在享受着含饴弄孙的生活。
如果曾经的同班战友能够看到这篇文章,能够看到文中的照片,请通过微信公众号联系,让我们一起再回味那难忘的一年军校生涯。
(第一排左起:赵安金、王加明、李涛、黄建新、李会校;第二排左起:刘占元、李成军、原勇、由志善、司跃平。)
离开南京政校后,我就被分配到了大理陆军第十一军高炮团二营六连工作,开始了军队基层政治工作的生涯。
《走进二甫》一书定价48元;《走出二甫》定价58元,快递费每本10元,由云南律风文化传播公司向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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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作者赵安金,河南渑池人。1974年12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团政治处书记、副指导员、指导员、旅政治部宣传干事、干部干事、营教导员;军事法院审判员;省级检察院检察官等职。参加过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984年“两山”作战,1997年10月至1999年6月的云南边境第二次大扫雷。荣立过个人三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一等功一次,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还获得过“云南省直机关最美机关干部”、“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2016年10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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