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黄培:我的爷爷黄仕强和他被日本宪兵队打死的真相

发布时间：2019-07-07 22:51:30 来源：自考网

作者档案

青年时期的作者

黄培，1952年出生，大学就读北京经济学院统计系，高级统计师。曾任国家统计局调研员，《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编辑部主任，为国务院领导提供统计信息咨询。现已退休。

原题

爷爷黄仕强的故事

作者：黄培

我从小没有爷爷，能记事的时候听父亲说，我的爷爷死了，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殴打致死的。自从我知道了爷爷的死因后，不用父亲对我进行什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幼小的心里就开始憎恨日本军国主义。

一、多年的心中谜团

爷爷在我降生前八年就离开了人间。原先我以为，我与爷爷除了一系血脉，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不会再有什么关联。可是命运弄人，在我14岁那年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是“血统论”盛行的年代，无论做什么事首先要查问你的出身，要追溯到你的祖宗三代，所有表格都要填上爷爷的姓名。因为爷爷曾经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当权者说：人虽然死了，但是阶级烙印还在，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要求我与爷爷划清界限。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在嘀咕：人都没有见过，怎么划清界限？

父亲很少对我们说起爷爷，在那个年代知道还不如不知道。虽然我非常想知道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也没有勇气去问。

那时父亲在清华大学教书，那是“臭老九”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政治待遇很低，我不想给苦闷的父亲添加更多的烦恼，在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细问爷爷的情况时，父亲就去世了，我心中的迷团一直无法解开。

若干年后社会环境开始宽松，新闻媒体开始披露一些解放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对于国民党还是持否定的态度。我去上海和广州出差的时候，曾经向叔叔黄炎与十二姑黄世平询问过爷爷的情况，他们都说得很简单，只说爷爷因为向抗日游击队透露了日军运送军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致使那批军粮被游击队全部截获，日军很恼怒，把爷爷抓去殴打致死。这是我对爷爷死因的初步了解。

退休以后我有了充裕的时间，开始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其中印证“爷爷的故事”是我最想做的事情之一。我陆续收集了一些爷爷的资料，还到广东省和地方政府的网站查询了相关的历史资料。2017年底堂妹黄晧在上海建立了黄氏家族微信群，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深圳、香港的亲朋好友各自讲述了爷爷的故事，他的形象在我脑海中逐步丰满起来。现在我把爷爷的故事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来，也算了结了自己的心愿。

下面两张照片是爷爷黄仕强中年时期的照片，日期不详。

二、影响爷爷人生道路的两个人

爷爷黄仕强（1879～1944年），字策孺，祖籍广东南海，上大学时东渡日本，先就读于日本专修大学经济科，后考入日本独尊的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在日本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同盟会的会计课工作。他年轻时思想进步，除了受那时广东人民革命斗争传统的影响外，还必须提到影响他人生道路的两个人：康有为和黄炳乾。

爷爷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丹灶的苏村，当时村里有几个大户人家。其中：一家是黄家，另一家是康家。康家出了个赫赫有名的中国历史人物康有为（1858～1927年），他是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带回南海老屋开始饱读。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并撰写了至今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同书》初稿。康有为在南海老屋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青少年时期。当时南海的文化氛围与政治环境，对年轻时期爷爷进步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个对爷爷有影响的人，就是他的哥哥黄炳乾。黄炳乾，字光普，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是个有政治信仰的商人，一直在新加坡、香港、广东和天津经商。由于他见多识广又很有文才，爷爷很崇拜他。

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在军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教育、商业、司法等方面的建设，均走在全国的前列。

天津中原公司和天津劝业场成立后，一批广东人纷纷北上投资入股，黄炳乾也成为这两个公司的股东之一。那时天津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黄炳乾除了经商外，还积极参与了“洋务”运动，帮助广东同乡梁启超（1873～1929年）在天津创办进步刊物，开办报纸，进行舆论宣传。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黄炳乾在天津也受到满清政府的通缉，仓皇逃到南洋新加坡，开始了他的海外流亡生活。直至若干年后戊戌变法事件缓解，他才回到祖国，去世后葬在天津。

爷爷的哥哥黄炳乾，爱国商人，曾协助梁启超在天津办报宣传“洋务运动”。右图：黄炳乾原配妻子陈邦媛，中国最早期的女教师，在广州教书一辈子

三、爷爷加入中国同盟会

爷爷在日本上大学期间，积极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建会之初急需懂经济、懂会计的专业人士帮助他们筹措资金和管理财务账目等。那时爷爷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作为受西方进步思想影响的年轻人，满怀爱国热情，反对满清朝政的腐败，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为了了解爷爷在同盟会本部的工作状况，我查阅了1906年中国同盟会总章，关于执行部的工作是这么制定的：执行部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庶务、内务、会计，每科职员各一人。各科职员均由总理指任，并分配其权限。

爷爷在同盟会执行部会计科工作期间，受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他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同盟会账目，负责同盟会日常财务收支和理财管理，负责向海内外华侨和商人筹措活动经费。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又担任了大元帅、非常大总统等职务，期间爷爷除了帮助孙中山管理政府公共财政的资金运作外，还帮助孙中山管理其私人账务。家人传说的“爷爷曾经是孙中山的财务管家”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

那时中国同盟会为推翻满清政府，曾经联合各省地方会党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随时可能遇到生命危险，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爷爷使用不同的名字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家人说爷爷曾经有三个名字，但是我们只知道他叫黄仕强，在同盟会期间叫什么名字，家人不知道。

四、爷爷加入国民党与参加北伐战争

爷爷在中国同盟会工作的经历，奠定了他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社会地位。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政府官员大部分是当年跟着孙中山一起留学日本的广东人，与爷爷既是同学又是同乡。爷爷在国民政府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金融、银行和会计方面的运作。

1926～1927年，由广州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北伐战争，一年时间所向披靡，北上讨伐北京北洋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各路军阀，使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首先要靠军费，这点在北伐时期体现的尤为显著。当时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约10万人，在饱受外侮内乱、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社会，拮据的财政是长期困扰统治者们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为确保筹集足够资金以利早日北伐，民国政府财政部从多方面入手增加政府收入，成立盐务总处、提高卷烟印花税、开征煤油汽油特税、加强征收鸦片烟税和赌税，使广东省的财政收入一年内激增五倍，为北伐军开拔北进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我以前看到的历史资料中，绝大多数是描绘北伐军在战场上或战役中是如何所向披靡和英勇善战的，并不知晓在光鲜背后鲜为人知的筹措军费的艰难，更不知晓有的北伐军士兵因为军饷迟迟发不到手而拒绝上战场。为了筹措更多的军费，北伐军招募了一些懂经济的财会人员入伍，爷爷便是其中一员。

1926年爷爷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职务是军队会计，主要工作是负责筹措军费、军饷以及军需保障等项工作。入伍之初，他参与了政府征收税金的工作，随着战斗打响、战线拉长、战局扩大，国民革命军抵至长江流域后，军费供给出现了诸多新困难，还牵涉到复杂的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想尽办法，不仅向美国订印纸币、扩大央行发行额，还将广东毫券改为各省通行的元券，用以接济军需。经行各省途中，发行中央银行通用纸币，以及湘赣桂、鄂湘赣等地名券，爷爷竭尽全力完成筹措军费和军饷的各项工作，并与国民革命军警卫团的一些警卫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手里搜集到一份来自广东省新会县国民党的档案，它来自官方，是别人转发给我的，上面有爷爷黄仕强在民国政府任职的一些信息。

黄仕强（1879～1944年），男，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党员，在日本专修大学经济科毕业，历任国民政府总务厅会计科长、广东财政厅第一科科长、会办清理省立广东银行事务、广东财政厅第二科会办大本营内政部第二科长、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财政部第三局长、兼任纸币委员会委员、禁烟督办署总务厅厅长、财政部参事、中央税捐整理处处长、广州市财政局会计科科长、自动电话理财委员会、琼崖特区财政司司长、琼崖特区特派员、广东省经济设计委员会委员、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第二科长、广东省营产物经理处总务部主任等职务。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在汪伪政府任广东新会县财政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门一直将原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的资料作为敌伪行政档案掌管，未对社会公开。作为家属我们能获得爷爷的上述信息，非常难得，非常珍贵。

家人告诉我说，在奶奶温育群手里，保留着一张由孙中山亲自签署的手谕，那是孙中山在执政期间，任命爷爷黄仕强为海南八所行署署长。别看这个任命职位不高，但它是孙中山保卫海防，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部署之一。

海南八所濒临北部湾，可以直通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朝历代中国政府都视其为战略要塞，设有兵营、驻有军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政府战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日本人在台湾大力开展水利建设和交通建设。但是日本人的欲望不止于此，他们还想霸占海南岛，20世纪初在海南八所建立了运输货物的港口，蓄意待时机成熟后扩建为军港。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孙中山看出了日本人的企图，委派爷爷去海南八所担任行署首长，保卫这个具有军事用途和经济用途的双料战略要塞。这张手谕奶奶保留了几十年，直到那场运动开始，奶奶才烧掉，很是遗憾。

五、爷爷的第一次婚姻

爷爷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另一次是家庭地位悬殊、贫富差距巨大的婚姻。前一个婚姻虽然美满但是有缺憾，后一个婚姻弥补了缺憾成就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爷爷是广东南海丹灶苏村的大户人家之一，黄家祖屋就在康有为故居的对面，中间隔着一个种植莲花的水塘，爷爷第一次结婚就在丹灶苏村的祖屋。

爷爷的第一个妻子叫郭超海（1882～1967年），我们称呼她为大奶奶，她与爷爷的婚姻绝对是门当户对。当年大奶奶的父亲是邻村的一个屠夫。屠夫一词现代人解释为以宰杀牲畜为业的人，而在19世纪末指宰杀牲畜或整理牲畜肉准备出售的人，亦指卖肉商人，属于大户人家，很有钱。

1842年广州成为通商口岸后，比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更具旺盛生命力的西方思想文化同时进入中国，大奶奶的父亲很早就接受了西学，不但送女儿去公立学校读书，还让她学习中国稀缺的西医助产士。

当时中国助产士注册和资格证考试制度参照的是英国的法律。190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助产士法案，这一法案为助产士的未来提供了保障。大奶奶在年轻的时候就考取了助产士资格，成为中国最早期的接生医师，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收入。

爷爷与大奶奶结婚以后生有一子，黄氏家谱记载他排行第六，长到16岁不幸因病夭折（有的说大奶奶婚后无子，是抱养的男孩）。大奶奶还想从医院再领养一个女孩，并请爷爷起名字，爷爷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有生育能力，想要自己的孩子。

爷爷受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遂去请算命先生算卦。当时广州附近活跃着几个名震大江南北的算命群体，据说可以判断吉凶福祸并指点迷津。算命先生告诉爷爷，如果以后他与大奶奶再生育，孩子还会死亡，因为以前大奶奶家杀生太多，现在的结果即是遭到的报应。爷爷、大奶奶和她的家人都认同了算命先生的说法。

此前作为助产士的大奶奶，一直在广州附近为百姓接生孩子，没有固定的接生场所，经算命先生指点迷津后，她就在怀远驿开了一个医馆，医馆门前的招牌写着“助产士郭超海西法接生”，此馆在广州西关一带广为人知。与中国农村传统的接生法相比，采用西医接生法，婴儿成活率高，当地许多老百姓的孩子都是经过大奶奶的接生来到了人间，大奶奶就是希望通过接生更多的孩子，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与升华，救赎郭家曾经积下的杀生罪孽。大奶奶的父亲郭老先生，在大奶奶开办医馆后，也关闭了曾经发家致富的屠宰场，做起了其它生意。

大奶奶把医馆建在怀远驿是有目的的。明永乐四年(1406年)清朝政府在广州城外蚬子步，当时的珠江岸边，即今西关十八甫路附近，设立广东怀远驿，由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管理。中国官吏在这里检查外国船只运来的货物，并进行抽税和收购。而外国人可以在这里通过从事中介贸易的商人“牙人”，把中国官府收购后剩下的货物卖出，买回中国产品。

到了清康熙年间（1722年），随着珠江北岸向南伸展，在其南面出现了十三行夷馆，官商慢慢退出怀远驿。尔后民间资本纷纷涌入，怀远驿成为了民间贸易交流的市场和著名的商业街，太爷爷抓住商机在那里给自己的两个儿子黄炳乾和黄仕强各建了一间房，两房相邻。大奶奶的医馆与黄家老屋建在同一条街上，并在那住了一辈子，直至1967年去世，享年85岁。

左图：大奶奶原名，因为字难写且无人认识，后改名郭超海。右图：广州怀远驿现在还在，只是当年的繁华街道现在沦为拆迁老街

六、爷爷的第二次婚姻

在中国封建社会被推翻之前，婚姻模式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1912年，即中华民国的元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发表，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爷爷和大奶奶感情很好，赞赏西方的婚姻制度和一夫一妻制，爷爷新婚时曾向大奶奶发誓不娶小老婆，这个誓言大奶奶记了一辈子，常跟看望她的十二姑黄世平讲。

没想到爷爷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按照封建社会的说法，这是对祖宗最大的不孝。面对结发妻子不能传宗接代的现状，爷爷萌生再次娶妻的想法。算命先生告诉爷爷，如果他再婚，不能娶有钱人家的女子，必须娶贫苦人家的女子，我猜想算命先生肯定还说了什么具体条件，要不然爷爷为什么选择一个南海县渔民的女儿做妻子呢？

奶奶温育群（1901～1974年），广东南海丹灶苏村人，来自渔民家庭，从小父母双亡，是叔叔（有的说舅舅）把她抚养大。奶奶曾经说：她从小在渔船上长大，从来不穿鞋，脚趾头都是叉开的。她家里很穷，结婚前没睡过床，晚上在船上睡觉，把两条板凳一拼就是床。但是奶奶聪明伶俐、漂亮贤惠、身体健壮、勤奋好学，这些优点打动了爷爷。结婚以后，爷爷给奶奶取名温育群，就是想让她抚育一群孩子。

奶奶温育群1940年代与1960年代的照片

奶奶嫁给爷爷就像是进了天堂。她没进过学堂不认字，爷爷就专门给她请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写字、学文化，奶奶勤奋好学，加上刻苦练习，很快就能写出一手隽秀大方且刚劲有力的字体。奶奶喜欢读书，像《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读过多遍。奶奶的信也写的很好，1966年以前她常给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写信，总是满满一篇纸。记得建国10周年时她写信说，以后还会找时间去北京，也许是建国20年的时候。没想到赶上那场运动，她再也没有来过北京。

奶奶聪明好学，年轻时就会使用复杂的中文铅字打字机。上世纪30年代爷爷自己开了个会计师事务所，买了一台中文铅字打字机，需要背字盘。这种铅字打字机分为字盘和蜡纸鼓两部分，字盘有3000多个常用字，旁边还备用一些生僻字，每个字都是反面体，打印时用右手操作拣拾字粒的手柄，用左手操作蜡纸鼓，左右开弓。每操作一次，仅能把一个字粒的印记刻在蜡纸上，反复操作直到打完一篇文章。这种打印机在1990年代中国四通打印机未普及前，都由专门的打字员操作。而奶奶在1930年代就能自如地操作它打印资料，可见她心灵手巧和聪明能干的程度。

奶奶在1930年代就能自如地操作打印机

奶奶喜欢烹饪，粤菜的各种菜肴诸如烹、炸、炖、炒都会做。那时爷爷时常请同事与朋友们在家吃饭，奶奶一个人可以做两三桌菜，从不用帮手，她觉得帮手越帮越乱。奶奶做粤菜的烹饪水平被母亲的郑氏家族成员记忆了多年。解放初期四姨张丽珠教授（中国著名医学家、中国试管婴儿之母）与四姨夫唐有祺教授（中国著名化学家、院士）从美国留学归来，外公郑天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在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请他们吃饭，奶奶一个人做了两桌饭菜，从采购到杀鸡宰鱼烹饪都是自己动手，各种调料都是亲自配制，地道的粤菜风味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爷爷非常喜欢奶奶，走到哪就把奶奶带到哪。当年爷爷在香港和天津做生意时，只要他去那两地参加股东会议或者洽谈业务，都要带着奶奶。那是奶奶最荣光的时候，自己年轻漂亮，几个孩子健康可爱。冬天北方天气冷，南方人不适应，在天津爷爷特意给奶奶买了件价格昂贵的貂皮大衣御寒，还带着她去天津照相馆拍摄了照片。解放后奶奶到北京照顾我们姐弟三人，冬天一直穿着这件貂皮大衣御寒。

奶奶最大的功劳是为爷爷生了六个孩子，二男四女。孩子的姓名依次为：黄治平（女，1919～2001年）、黄熊（男，1921～1981年）、黄一平（女，1924～1985年？）、黄某某（女，出生半年后死亡）、黄世平（女，1927～2014年）、黄炎（男，1930～2006年）。其中：第三个女孩在黄氏家谱上记载排行第十一。

爷爷看见大奶奶喜欢孩子，就把刚出生的三女儿送给她抚养，半年后孩子还是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从此爷爷再不允许大奶奶抚养他的孩子了。大奶奶最后将自己女仆的一个女孩领养为女儿，陪伴她生活了60多年，直至去世。

1941年香港沦陷前全家人在香港拍的全家福，之后父亲黄熊考上西南联大。前排（左起）：十姑黄一平、爷爷黄仕强、奶奶温育群、八姑黄治平。后排(左起）：父亲黄熊、叔叔黄炎、十二姑黄世平

按照广东人的规矩，女人结婚以后只管生孩子和照顾家，奶奶遵从中国传统礼教的“三从四德”，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把家里管理的井井有条，从不让爷爷为家务事操心。奶奶养育孩子也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我父亲出生时身体很弱，费尽周折才使他健康成长。

父亲是个早产儿，在香港拿达苏医院出生时体重只有4.8斤，在医院育婴箱里呆了十几天。那年爷爷已经42岁，看到长子出生如获至宝。

为了让父亲身体强壮起来，奶奶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想办法给体弱的父亲调养身体，学会了做鱼翅、燕窝和海参等滋补品。奶奶告诉我，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渔民的女儿，与当地渔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渔民跟她的关系也很好，把最好的鱼翅、燕窝等以低价卖给她，还教她如何烹制。

喂养小孩滋补品容易上火，掌握喂养方法非常重要，在奶奶的细心调理下，父亲的身体逐步强壮起来。第二是教会父亲如何锻炼身体，父亲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篮球打的很好，在西南联大念书时是清华大学篮球队的队员，家里有一张他与西南联大清华篮球队成员的合影，可惜那场运动被烧毁了。

住进清华园后父亲把打羽毛球和游泳的技巧都教给了我和弟弟。他去世前身体一直很好，平日连感冒都没有患过，这都得益于奶奶对他的特殊照顾。

1942年父亲在国立西南联大教室前

黄炎叔叔出生时身体状况与哥哥截然相反，特别胖，体重达9斤，能吃能睡，出生不久就参加了香港婴儿体重比赛，获得了第一名。但是由于我父亲出生时身体娇弱，为预防万一，按照当地人迷信的说法，要找个既没房又没地的穷人当干爹辟邪。奶奶就给叔叔找了个挖坟的穷人当干爹，时常带着叔叔到农村生活几天，果然叔叔很少生病，身体一直很强壮，高中时身高长到1.8米多，在广东人的体型中属于凤毛麟角。

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任老婆，广东人称为细婆，在大户人家里属于没有地位的小老婆，甚至佣人都可以指指点点。而奶奶却以她的人格魅力和精明能干征服了黄家所有人，包括亲朋好友。她与大奶奶的关系和谐友好，知道大奶奶喜欢孩子，经常让自己的孩子去看望大奶奶。她与大伯子黄炳乾的小女儿黄钊平无话不谈，抗战胜利后，钊平姑姑全家从大后方回到广州，她知道钊平姑姑不会做饭，就建议她在清水濠附近的万福路租房，逢年过节两家人一起吃饭，奶奶亲自下厨掌勺，整个大家庭的生活始终其乐融融。奶奶去世时享年73岁。

左图：1971年奶奶70寿辰时与两个儿子在广州清水濠，左黄炎，右黄熊。右图：黄炎叔叔小时候长的特别健壮，参加香港婴儿体重比赛获得第一名

七、在民国经济发展的好时期经商、建房与筑路

爷爷什么时候开始经商，家人不知道，按照年头推算，应该是父亲上小学的时候，那时父亲时常逃课去爷爷投资的电影院看电影。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几年，广东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处在发展时期，与广州毗邻的香港经济发展形势也很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经商机遇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有过一段春天。1912～1919年与1927～1936年，南京临时政府和国民政府分别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措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此时的广东，执政长官是陈炯明(1878～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他在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在教育上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在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禁绝烟赌，民风大好。这一系列措施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了最好的发展。

爷爷的老家广东南海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他从小就受到商品经济的熏陶，年轻时曾在哥哥黄炳乾的带领下从事过商业活动。随着国民政府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颁布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爷爷与一群广东同乡，北上天津和北平，南下香港，在广州本地游刃有余开展着经商活动。

家里人并不知道爷爷的经商经历，只知道抗战前，他是天津中原公司和天津劝业场的股东之一，每年都要带着奶奶到天津参加股东会议。爷爷在北平也逗留过一段时间，家里有一张黄炎叔叔出生百天的照片，上面是奶奶写的字“出生百日摄映寄北平父看”，可见当时爷爷在北平许久没见到孩子了。解放后奶奶在北京居住期间，时常与那些定居在北京的广东商人的家人聚会，曾经在中山公园进行过野餐，并且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1930年叔叔黄炎出生百日照片，寄给当时在北平的爷爷

1952年奶奶在中山公园与广东朋友聚会，各家带着各种食品和水果。最左边穿深色衣服的是奶奶，她抱着孙女黄坤

民国初年，电影院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娱乐场所之一，各类影院在广州与香港纷纷开办，每逢佳片特别是放映美国新片，电影院尚未开演就高朋满座，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后来一些电影院就效法外国开办“循环映戏场”，观众可随时购票入场观赏电影，营运效益可观。爷爷抓住这个商业机遇，参股在广州和香港分别投资了几座电影院（戏院），生意很好。

爷爷在广州投资的三家电影院，第一家是广州永汉电影院，地点在北京路口，现在它是广州仅存的仍在经营的老字号影院。第二家是南关电影院（戏院），地点在北京南路，靠天字码头，现在没有了电影项目，放映大厅改成了歌厅，仍在经营中。第三家是羊城戏院，前些年广州市政府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将长堤大马路改为民间金融街，戏院原址改成某金融公司的办公楼。

爷爷在香港投资的两家电影院，名称和地址不详，只知道它们在1941年12月日军飞机轰炸香港时被炸毁，当时香港还有多家电影院和电影厂被炸毁，之后广州和香港电影业进入萧条时期。

（二）购地建房

上世纪20～30年代，广东遇到了最好的发展时期，百姓开始安居乐业、买地建房，爷爷在广州与香港也开始购地建房。大约在1930年前后，大奶奶和奶奶各自搬进了爷爷为他们建造的新房。

爷爷为大奶奶建造的两座新房位于广州怀远驿，就在当年太爷爷建造的两座老屋附近，按照街道门牌号统计，黄家共有四座房。其中，黄炳乾有一座老房，黄仕强有三座房（一老两新），并将其中最大的一座开办了医馆。

怀远驿的房子布置大致相同，趟门（推拉门）进去有1～2m是换鞋处，广州多雨，此处收伞和换雨靴，走到屏风后面是天井，通常角落有一口小井，雨水直接落下，天井边上有下水暗渠通向门口的下水管道。然后是客厅，客厅是由很宽的落地门与天井相隔，大奶奶就在客厅里行医。厅后是房屋，房的边上有走道通向厨房，厨房面积很大用不了，产妇多时就在那里增设一张床位。从楼梯上二楼，设有两间卧室，有一过道通向前室，前室面临天井，釆光良好，二楼后室通常有玻璃天窗增加采光。这四座房屋现在还在，由黄家的后人居住。

爷爷为奶奶建造的新房位于广州文德路清水濠，是栋四层西式小洋楼，内有一步阳台与罗马柱，每层地面铺着暖色的花阶砖（拼花的砖）。第一层爷爷开办了会计师事务所，第二层是客厅和厕所，第三层是孩子们居住，第四层是爷爷奶奶居住。

1965年奶奶对这栋小楼进行了装修改造，把墙壁、罗马柱、楼梯扶手与窗户粉刷一新。文革大串联时我去广州看望奶奶，对那栋精美的小洋楼记忆深刻，它的建筑风格与玲珑精致在北京很少见到。

在上世纪20～30年代，爷爷在香港九龙荔枝角也购地建造了两栋一模一样相互并列的三层小楼。估计那时他对建房情有独钟，父亲上大学时，他让父亲报考了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土建工程系，以实现他建造更多新房的设想。

（三）参与“民办集资筑路”

广东省民办集资与公助相结合的兴建公路模式自1921年开启，那时廖仲恺在广东省任财政厅长，在他的捐助和支持下，省建设厅公路处会同惠州知名人士发起修筑了惠平公路，它是广东省最早通车的一条公路，为广东民办集资兴建公路提供了范例。

1927年岐关车路有限公司（KEE KWAN MOTOR ROAD CO, LTD.）成立。它是根据广东省建设厅关于“民办集资筑路办法”的规定，修建澳门关闸至广东中山石岐镇的公路和经营运输而成立的私营公司。那时爷爷刚从国民革命军转到地方政府工作，知道此项公路工程的背景与前途，投资成为这家私营公司的股东。

岐关公路全长共100公里，分五期建成。岐关车路有限公司1928年在澳门市政厅以12800元投得澳门市区至关闸运输专营权，1933年正式运营，拥有各种大、中、小型巴士及箱式货车拖头近百辆，经济效益尚好。当年修建这条公路时标准等级设计的比较高，爷爷为了公路工程和运营的事务操劳很久，家里人都知道他那时很辛苦，早出晚归很少休息。这条公路解放初期曾被誉为中国大陆第二条符合标准的沙土公路，还曾两次获得全国土路评比第一名。

八、爷爷对孩子的慈爱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孩子，40岁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对孩子们的爱，比其他年轻父亲显得更是无保留的、无条件的、无私的，如同溪水一样涓涓细流滋润着这个家。

（一）给孩子起名

按照广东南海黄氏家族的规定，每代孩子出生起名，都要遵循黄氏家谱的谱系也就是字辈排行。南海黄氏字辈是按照五行的顺序“金、木、水、火、土”排行，到了父亲这辈人，名字的排序为“火”，爷爷就选用了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和炎帝的号，给家里的两个男丁起名。

黄帝是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他由于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亦称炎帝。爷爷告诉孩子们说：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将炎帝与黄帝共同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的初祖。所以他给大儿子起名黄熊，给小儿子起名黄炎，就是期望他们有朝一日成才，做个出色的好官员。

他给家里三个女孩起名也有特殊的寓意。如给大女儿起名“治平”，给二女儿起名“一平”，给小女儿起名“世平”，就是希望国家治理好、家庭平安，太平盛世，表明了他的美好心愿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二）送孩子到最好的学校念书

广东南海县是清代科举圣地，据史料记载，仅同治和光绪年间，南海就出了60多名进士。源于家乡的文化传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爷爷脑子里根深蒂固，他认为只有读书入仕才是正途，所以从孩子们出生起，爷爷就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即使后来遇到连年的战争，孩子们无法正常读书，他想办法克服困难，费尽周折让孩子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让孩子在哪儿读书？爷爷是费了一番脑筋的。爷爷本人是在南海丹灶苏村长大的，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厚，是一个具有4500多年历史的古村，北宋时大文豪苏东坡路过留下“苏海银河秀，岭南第一村”的美誉。但是丹灶苏村附近有座巍峨的古火山叫西樵山，有72座峰峦和16个岩洞，现在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解放前是土匪出没的地方。那年头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时常下山抢粮、抢钱、绑票大户人家的子弟。作为丹灶苏村的大户人家，爷爷生怕他的两个儿子成为土匪绑票的目标，所以在父亲和叔叔很小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香港去读书，这样既远离了是非之地，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教育，一举两得。

父亲在香港培正学校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那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私立基督教会学校。1941年香港沦陷，校舍被占，被迫停办，他随学校转到澳门继续上课，取得了高中毕业证书。

父亲在校读书时品学兼优，高中毕业时爷爷鼓励他报考内地的公立学校，当时香港公立大学的教学质量没有内地的好，特别是西南联大，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享有世界级学术殿堂的盛名。在香港培正中学与家长的大力支持下，父亲与四个学习好的男生决定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当时正值战争期间，中国南方许多省已被日军占领，为了躲避日本人，他们跋山涉水艰难前行（现在香港到昆明的高速公路里程为1540公里），在崇山峻岭中遭遇土匪抢劫，钱财物被洗劫一空，没钱不能参加考试，只好返回香港。

1942年爷爷再次让父亲去昆明赶考。那时大学招生不是全国统考，各校自主招生，父亲被西南联大工学院录取，就读于土木工程系。1946年毕业后，先在湖南修建铁路一年，1947年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工作，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到清华大学工作，终身从事与土木建筑工程结构相关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

黄炎叔叔小时候就被爷爷送到香港和澳门的教会学校念书，因为淘气不好好念书，爷爷不放心，特意把当时在广州念书的十二姑黄世平，转学到他就读的教会学校附设女校念书，监督和督促他按时完成作业，真是用心良苦。黄炎叔叔高中毕业后在北京考取了大连工学院，毕业后终身从事与船舶有关的工作。

十二姑黄世平在香港培道学校（女校，此基督教会办的男校名称是香港培正学校）读完了小学，念到初二时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她随爷爷回到内地，辗转在江门、开平和广州等地读书。为确保学习质量不受战争影响，爷爷不忘初心，依然给她选择最好的学校诸如省立中学和大学附属中学。1944年爷爷被日本宪兵杀害后，奶奶不顾高昂的学费，按照爷爷的遗愿送十二姑在澳门读完高中，顺利地考上了中山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50年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第一商业局工作，终身从事商业工作。

十姑黄一平是爷爷家五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读书最刻苦的人，她为了抓紧时间读书，连上厕所都拿本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抗战胜利后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国近代著名教会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并入其他高校，校址现为华东政法学院所在地），上学期间与美籍华裔同学司徒先生相识、相恋，毕业后与司徒结婚一起去美国定居，夫妻俩曾在加州洛杉矶某银行工作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美断交，她再也没有回到过祖国，最后在美国去世。

抗战八年，广州和香港遭遇日军侵占和轰炸，爷爷和奶奶想尽办法让家里的五个孩子上学读书，实属不易。其中，除八姑黄治平是高中毕业外，其他四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没有辜负爷爷和奶奶的期望。

香港培正学校是个百年教会学校，是父亲和叔叔的母校

（三）家里琐事体现父爱

爷爷对儿女教育费用的支出是不遗余力的，包括送他们去香港念书，选择好的学校，请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那时香港私立教会学校学杂费很贵，每人每年学费180块银元，与北平燕京大学的学费数额相同，而那时香港保姆的工资是每月6块银元，几个孩子高昂的学费使爷爷的家庭负担很重。爷爷常跟女儿们讲：“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嫁妆给你们，但是能保证你们每人都有一张大学文凭。”他认为孩子们长大后要有立足之地，要能找到有尊严有成就感的工作，首先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学到本领和本事，花多少钱都值得。而他对自己却是省吃俭用与勤俭持家，他的睡裤穿旧了不嫌弃，有些地方磨破了也舍不得扔掉，叫佣人补好又继续穿。袜子也是，补了又补还在穿，舍不得扔掉。

父亲和叔叔小的时候，几个孩子经常在楼梯间跑上跑下地追着玩，爷爷怕他们摔倒跌伤，就叫人把新盖的小楼二层和三层的楼梯由水泥质改成木质的，可见他的慈父之心。

爷爷家是个大家族，家规很多。在父亲小的时候，爷爷为了树立他作为长子以及大哥的威信，遇到他打架、逃学以及犯错误时，从不当着姑姑和叔叔等众人面批评他，而是叫到自己的房间教育他。这种教育方式，父亲也用在了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中。

九、爷爷家的祖谱

这里还要介绍一下爷爷家的家谱，因为它涉及到爷爷的社会关系，在上世纪60年代那场运动开始之前，位于北京府学胡同和清华园的我家，是父亲广东亲戚来北京的落脚之地。

爷爷家族祖辈门丁兴旺，子女众多。但是到了爷爷这辈人，太爷爷只生育了两个男孩，即爷爷的哥哥黄炳乾和爷爷黄仕强。

在续写黄氏家谱时，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只有男孩才能列入家谱，太爷爷觉得如果按照旧家规，家族成员显得不兴旺，于是除旧立新，重修了家规，新规决定：凡是黄氏两兄弟生育的孩子，不论男女，只要出生后成活有过生命力的，一律按照年龄大小排序，记载在黄氏家族的族谱中。

在上海表哥陈国虞保留的“黄家三位祖先（2017年版）”家谱中，爷爷两兄弟是黄氏家族的第二代人。爷爷的哥哥黄炳乾大排行第十，爷爷的姐姐大排行第十一，爷爷黄仕强大排行第十二。其中：爷爷年龄最小，排在最后。

在黄氏家谱的第三代人中，黄炳乾与黄仕强一共生育了13个孩子。其中：黄炳乾与原配夫人陈邦媛生育了6个孩子（1男，5女）；黄仕强与原配夫人郭超海生育了1个孩子（可能是抱养）；与第二任夫人温育群生育了6个孩子（2男、4女）。

按照黄氏家谱的大排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然活着的第三代人家庭成员，黄炳乾的后代有：黄仲平排行第二（女），黄亮排行第五（男），黄钊平排行第七（女）。黄仕强的后代有：黄治平排行第八（女），黄熊排行第九（男），黄一平排行第十（女），黄世平排行十二（女），黄炎排行第十三（男）。这8人长大后都成家立业，养育了后代，为延续黄家血脉做出了贡献。

我们是黄氏家族的第四代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分布在祖国和世界的四面八方，太爷爷制定的家族成员大排序规则就此截止。每家各自为政，家长按照各自的兴趣爱好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唯独我家还是遵循了南海黄氏家族的规则，按照“金木水火土”的字辈排行给孩子起名，每人名字里带了“土”字旁。

1967年，黄熊全家人在清华大学17公寓楼顶

1971年，黄熊全家人在南昌八一广场，当时清华干校在南昌鲤鱼州

1960年代初奶奶过生日，叔叔黄炎从上海去广州看望奶奶

1970年代叔叔黄炎一家在上海鲁迅公园

1971年奶奶70岁生日，谭子风、父亲黄熊、奶奶、谭卓民、姑姑黄世平

1964年？十二姑黄世平与她的三个孩子：谭子风、谭卓民、谭子能

1964年？十二姑黄世平家人。前排（左起）：谭子风、谭钺鈇母亲、谭钺鈇奶奶、谭卓民。后排：姑父谭钺鈇与十二姑黄世平

1970年代，七姑黄钊平全家集体照。前排（左起）：畢劲翔、陈粤，中排畢劲飚、陈维纲、黄钊平、黄进。后排：畢劲柏、畢力、陈国虞、陈国铎

1970年代，陈国虞全家福。前排（左起）：陈薛、黄钊平、陈昭，后排：薛君荣、陈国虞

上图：1940年代黄亮伯伯与夫人郭慧英；下图：1970年代黄亮伯伯的大女儿黄裳家人与陈国铎儿子陈粤（怀抱者）

左起：1948年？叔叔黄炎、十姑黄一平与先生司徒在上海

1990年代十姑黄一平（坐者）与女儿司徒怀冰（站左二）在美国

2017年十姑黄一平的儿子Robert司徒（左一）全家在美国

黄炳乾大女儿黄仲平（左）、小女儿黄钊平（右）

十、寻找爷爷被日军打死的往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香港因为是英国的殖民地，并未立即卷入战争中，爷爷带着全家逃到香港躲避战乱，失业五年没有工作，主要靠从前的储蓄和房租过日子，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

那时父亲黄熊与陈泽恩伯伯一起在香港培正中学念书，是同班同学，寄宿学校的生活使两人的关系亲如手足。广东香港的男孩子讲究拜把子，拜了把子的男孩就没人敢欺负了。父亲入校不久就与陈伯伯还有三个情投意合的男孩一起拜了把子，还跑到山里烧香磕头海誓山盟。

香港附近有很多海岛，风景极其秀美，没有人住，他们一起坐船去海岛上玩，裸体在海里游泳，在岛上疯跑……这五人当中，父亲年龄最小，人聪明、学习好、长得帅，陈伯伯比父亲大一岁，人缘好、办事活络、沟通能力强、三教九流都精通……他毕业后找工作还是爷爷帮的忙。

1944年爷爷在广东新会县被日本宪兵队抓走殴打致死，曝尸街头，是陈伯伯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爷爷的尸体，並及时通知黄家人赶快逃离江门，免遭日本宪兵队的进一步迫害。所以黄家人特别感谢陈伯伯。

（一）陈泽恩伯伯讲述爷爷的故事

多年来我一直想找到陈泽恩伯伯，询问关于爷爷黄仕强的情况，除了感恩外，还有他是知道爷爷去世前后情况的唯一知情人。但是陈伯伯在哪里？他是否健在？他脑子现在是否清楚？按照年龄计算，2018年他应该97岁。

感谢堂妹黄晧建立了黄氏家族微信群。黄晧告诉我说，陈泽恩伯伯不但健在，而且脑子非常清楚，几年前他从加拿大返回香港定居，2016年黄晧和婶婶刘晓三特意去香港探望过陈伯伯。黄晧把陈家Alfred BB拉入了微信群，很快BB把陈泽恩讲述爷爷故事的视频发了过来，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因为陈伯伯说的是广东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后经上海的表兄陈国虞和深圳表弟谭子能夫人Sara的帮助，我将陈伯伯的讲话录音整理如下：

陈泽恩的口述：

我不记得黄熊父亲黄仕强被日本人打死是哪一年了，反正是打仗的时候，是日本人统治时期，黄仕强在广东新会县财政局当局长。当时我还没有结婚，在新会县警察局工作。黄熊也没有结婚，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念书。

当时新会出产好多葵的农产品，拿来做葵扇子，生产葵扇要纳税给政府，那时是汪精卫政府。收到的税款，有些是现钞，有些是粮食，因为现钞贬值得很厉害，宁愿换成谷米（米粮），这样可以填饱肚子。但是那时新会县没有谷仓，没粮库怎样储存粮食呢？那就要储藏在乡下各村。我也不知道黄仕强从哪里弄来粮票发薪水，那时薪水普遍是发粮食，而新会县每个人都是拿着粮票去兑换谷米。

那时是日本人统治时代，还在打仗，日本人在新会县驻兵很少，为了镇压民众，他们随时开枪杀人，用很少的日军占领很大的地方。当时黄仕强在汪精卫政府旗下做事，他本来可以做到很高级的官，但他说不想做大官，随便找点事做，能养家糊口打发日子就算了。

谁知道日本人认为，黄仕强把从各个乡下收来的粮食拿去资助了游击队，因为收来的粮食与发放的总数不符，日本人认为是他动了手脚，利用职权资助游击队，将其抓进了宪兵队。日本人无所谓法律，动用残酷刑法拷打他，往肚子里灌水，逼他认罪，交待游击队在哪里？那是一件当时影响很大的事，黄仕强后来没有被放出来，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被殴打灌水折磨死了。

为警告那些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人，黄仕强死后，日本人把他扔在大街上，没有谁敢去认尸体，更没人敢给他收尸，因为日本人持枪站在那里，他们随便开枪杀人，连汪精卫政府的县长都不敢出面收尸。当时我在警察局里做事，我就跟日本人的翻译讲，尸体就这样放在大街上是不行的，很容易造成瘟疫，就以警察局的名义，给他收尸后埋葬在新会县的山岗上，还立了块碑（不记得埋在哪个地方了，现在新会变化很大，我没找到），让他入土为安。我在还没有掩埋尸体时，就通知他们家人赶紧离开江门，要不然日本宪兵可能还要报复抓人。

黄家人回到广州就住到了文德路清水濠，他们在那里有一所房子。我把黄仕强的尸体埋葬后，也不敢在江门呆了，就去了新会县。

陈泽恩伯伯解放后在香港和加拿大经商与定居，晚年又回到香港安度晚年，他的回忆没有受到大陆政治因素的干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陈伯伯的讲话使黄家人了解到爷爷去世前后的情况，为我撰写回忆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018年春节香港，左起：陈泽恩伯伯、Alfred BB、陈伯母

2018年春节香港，陈泽恩伯伯全家福

（二）来自黄炎叔叔工作单位的信息

黄炎叔叔文革初期也经历过被造反派调查其父历史情况两年。黄炎叔叔是爷爷最小的儿子，解放后考上了大连工学院。当年大连工学院有全国最好的船舶专业，黄炎叔叔立志献身于祖国的船舶事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某部704所从事船舶研究工作，在那场运动开始前，他已经担任了704所第四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属于中层干部。其中四室是全所最大的研究室，按照官场职位排列，中层干部中他名列第一。

运动开始不久造反派便夺取了704所领导权，让中层干部全部靠边站、写检查。怀疑一切的造反派首先查出黄炎叔叔的出身有问题，因为档案中记载其父黄仕强是日伪官员。造反派马上去广东江门新会搞外调，耗时两年，最后调查结果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新会沦陷，1942年黄仕强在日伪政府的新会县政府任财政局局长（相当科级）。因为日军运送粮食的船只被东江纵队夺走，日本宪兵队查出是黄仕强通报消息致使东江纵队截获运粮船，将其逮捕，毒打致死，抛尸街头。外调结论是：黄仕强帮助了抗日队伍——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

造反派找到黄炎叔叔通报外调结果，还告诉他不要背思想包袱，大胆放手抓革命促生产。事后黄炎叔叔回忆说:“那时704所中层干部已经都靠边站了，每天写检查，造反派去外调前可能想得到点什么，外调结果出来后，不仅没有斗争我，还让我不要背思想包袱，抓革命促生产，马上由我代表704所，带队到大连参加新油轮试航后的交船工作。不久还恢复了党籍，参加了组织生活。”

（三）父辈留下的家信

在那场运动中，由于爷爷一直未被定性是否有历史问题，父亲、叔叔和姑姑们曾对爷爷被日军害死的历史情况进行过交流，留下几封弥足珍贵的家信。

除了陈泽恩伯伯讲述的情况外，需要补充的情况是：1944年爷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当地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说最初日本宪兵队怀疑爷爷利用职权贪污大米，后来经过缜密侦查，才发现他把贪污的米钱买来一船大米偷偷地运送给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从历史情况看，当时江门和新会附近就有抗日根据地。那时十姑黄一平和十二姑黄世平在曲江念中学，每次上下学都要路经一片无人区，那就是抗日根据地。因为日本特务对爷爷和他的家人跟踪了很久，特务曾经几次到爷爷家里盘问奶奶“孩子们去无人区干什么？”

家里人还记得，他们住在江门时，曾经遭遇到过两次全城“大戒严”，每次戒严都有一位“内地”来的侦查员藏匿在他们家，爷爷说是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政府认识的，是北伐军警卫团的，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伍廷芳的警卫员（伍廷芳1921年任广州军政府外长兼财务总长，北伐战争期间曾代行总统职权）。从中共历史书上看，当年北伐军警卫团里有许多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家里人才知道，这位侦查员来自广州，他在爷爷偷运大米给游击队的事件上有无关系，有无牵线，无人知晓。

爷爷留日多年精通日语，他逮捕后立即被日军定为死刑犯，审讯不用翻译，审讯记录用日文。爷爷在监牢里受到严刑拷打，最后是被铁钉钉在监牢墙壁上死去的，死得很悲惨也很悲壮……日军投降撤退前，将日军档案全部销毁。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党和汪伪政府遗留的敌伪档案中，没有黄仕强被捕的记录，爷爷的死因无从查起。

（四）查询新会县志后的思考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与最残酷的一年，除了连年的战争，各地的饥荒造成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粮食在中国大地成为救命之粮，价值比金子还贵重。为了解1939～1944年广东新会县的经济状况以及粮食的重要性，我查阅了新会县志，相关内容摘要如下：

1 939年会城沦陷和1941年香港沦陷后，由于天灾和战祸造成的饥荒灾害，难民遍野，饿殍满地，新会各界运回大批大米以及棉衣食品，救济江门新会难胞和香港逃入内地的难民。

因为附近有抗日根据地，1940年9月汪伪政府决定对江门新会实施经济封锁，禁止所有谷米、鱼肉、蔬菜和日常用品以及内地产品运往那里，造成百姓生活极其困难。

1943年春夏江门大饥荒，米价一日三涨，4月每担米由法币1400元涨至3200元，最贵时候每元仅买米1两8钱。江门新会城每日饿死百、数十人，是年春荒全县约饿死4万人以上。会城人食人、以人肉制包点出售现象时有发现……

从1942年起，江门新会一带一直有抗日游击队在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伪军。还有一支新游击区运粮护航总队第二大队，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独立武装。

我想：爷爷于1942～1944年在汪伪政府任职，本来可以拿着薪水凑合过日子，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提供日军运输队的消息呢？这应该与他个人经历分不开。爷爷年轻时参加过中国同盟会、北伐军和中国国民党，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爷爷在香港的产业被日军飞机炸毁，他辛辛苦苦半辈子积累的财富瞬间化为灰烬，肯定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后来失业五年，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从香港回到内地在汪伪政府任职。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对爷爷有所触动，北伐军同事到家里避难对他肯定有影响，他认为汪伪政府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终究要垮台，所以为抗日游击队提供了日军运粮消息，使东江纵队一举击败了日军，获得了救命口粮与打败日军的双重胜利。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对我说过：“抗日战争使每个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充满了热爱及眷念。”当时我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在了解了爷爷的经历后，我明白在苦难的中华民族遭受列强蹂躏的时候，使人决然一死的就是国耻。

定义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知道他在推翻中国封建王朝的斗争中曾经做出过贡献，知道他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知道他在抗日战争中曾经利用双重身份给抗日游击队送过粮食，知道他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保持了中国人的骨气……

历史只记录真实的结果，结果就是国魂、民魂、家魂、我魂……血脉相连，亲情相通，国恨家仇使我对这位从未谋面的爷爷肃然起敬。

1936年抗战前广东新会江边的私人船舶

家人来信讨论爷爷黄仕强的历史问题

十一、奶奶撑起这个家

爷爷被日本宪兵杀害后，穷凶极恶的日本宪兵找到奶奶家，询问黄仕强有几个孩子。那时父亲黄熊、叔叔黄炎和十二姑黄世平都在外面读书，家里只有八姑黄治平和十姑黄一平，奶奶为了保护在外面读书的孩子，面对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平静地说：“我有两个孩子。”日本兵端着刺刀把她们三人押到宪兵队。

路上奶奶曾想逃跑，但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她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在监狱里，奶奶看到爷爷身上布满了被鞭子抽打的印记和血痕，但是一句话也不敢说、也不敢哭，因为日本宪兵一直端着刺刀对着她们。

奶奶跟随爷爷多年，学会了遇事不慌，处理问题果断的本领。爷爷突然辞世无异于晴天霹雳，全家人的生活重担突然全落在奶奶一个人肩上。奶奶被日本宪兵释放后，连夜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广州。家里没有了主事人和生活来源，奶奶的信念就是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孩子们长大成人。

抗战期间教会学校的费用很高，孩子们面临着失学的危险。奶奶牢记爷爷的遗愿：“一定要让孩子们读书，一定让他们接受到最好的教育。”把爷爷在香港的一栋小楼变卖，用这笔钱供养四个孩子念完了大学，使他们毕业后都找到了好工作。卖房剩余的钱奶奶一直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维持着家人的日常生活。

爷爷曾经是广州永汉电影院、南关电影院和羊城戏院的股东之一，抗战胜利后，奶奶曾经找到那三家电影院（戏院）的其他股东，试图分享属于自己那份股东权益。这三家股东欺负奶奶孤儿寡母，不了解经营情况，赖账没给奶奶一分钱。爷爷在香港投资的两家电影院，1941年12月日本飞机轰炸香港时被炸毁，抗战胜利之后日本对香港的战争赔偿，因为爷爷的死亡也不了了之。

若干年后，奶奶的孩子陆续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他们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奶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先后帮助自己的大女儿、两个儿子带大了她的孙辈们。我们家的姐弟三人就是奶奶专程从广州到北京照看长大的，我忘不了奶奶的养育之恩。

1971年奶奶70寿辰时，奶奶在国内的子女齐聚广州为她祝寿

1971年奶奶70寿辰时，奶奶与大孙子黄圻（右）二孙子黄昉

奶奶在北京照看我们姐弟三人

奶奶在上海照看堂弟黄昉（前排左一）

十二、结束语

根据亲朋好友的口述记忆，我终于把《爷爷黄仕强的故事》整理出来了，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通过爷爷的故事（不是传记），我知道了他是我们这个大家族五代人的创造者，知道了黄家在根植于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中是如何开枝散叶的。

爷爷与我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完全不同，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感受能力也不同。在撰文过程中，我只能凭借自己对那段历史文化的了解，在爷爷去世74年后，来描述他的人生轨迹和所作所为。有不到之处，敬请谅解，并批评指正。

感谢姐姐黄坤、弟弟黄圻、堂妹黄晧、表哥陈国虞、表哥谭子风、表妹谭卓民、表弟谭子能夫妇！感谢陈泽恩伯伯和AlfredBB！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了如此丰富的资料，为撰写此文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日本专修大学是本部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一所著名私立大学。作为日本最早的经济学教育机关和日本私立学校中最早的法学教育机关，该校发源于1880年，于1922年成立大学。日本为数不多的拥有百年历史和传统的大学之一。同时也是东京12大学成员之一的名门私立大学。

2：中华民国建立于1912年，历届中华民国政府都可以称为民国政府，这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是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民国政府，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机构与最高行政机关。

3：自上世纪20年代起，江门与新会的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多次变更，它们曾经是单独的两个县，曾经江门隶属新会管辖，现在新会隶属江门管辖。

4：南海丹灶苏村现在隶属广东佛山管辖，是一个具有4500多年历史的古村，康有为百年老宅藏身村巷，各氏族宗祠建筑遍布村内，现存古建筑有苏氏大宗祠、陈氏祖祠、徐氏祖祠、黄氏大宗祠、康氏宗祠、潘氏大宗祠和天后庙等等。大部分的建筑物于清朝、民国初期建造，现在苏氏、黄氏、康氏祠堂按原貌重修，保存良好，承载着各氏族历史，弘扬了苏村古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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